“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江汉》）“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赫赫业业，有严天子”（《大雅·常武》）这种文德教化的宣扬是故争诗中的重要成分。战争诗中突出这些，无非是说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除此而外，诗中又多有车马旗服之盛和军行纪律之严的描写。战争诗中不去直接写战争，而以大量篇幅写这些，使之成为篇中的重要内容，其目的显然在宣扬王师军威，以其威慑力量使敌人不战自属，是我国古代所向往的“舞干戚而有苗平”的具体化而已。这样看来，《诗经》战争诗与前边所引述的那些历史传说，尽管有诗与文之别，但在思想观念上却是一脉相承，都以我国古代所特有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为灵魂，所体现的都是崇德尚义的政治理想和“胜残去杀”的理想化战争现念。

        战争会对周人的农业生产造成损害，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动荡，因此，更多的战争诗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比如《豳风·东山》就反映了一个出征三年的士兵的厌战情绪。他的军旅生活相当艰苦，终于脱下戎装，回家了，他却“近家情更切”，因为他不知道面对他的是什么：也许是与亲人久别重逢的喜悦，也许竟是“松柏冢累累”“遍地生荆杞”的苍凉庭院。诗人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但是《诗经》中这一类作品，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战诗”。因为诗中虽然表达了对于从军生活的厌倦，对和平的家庭生活的留恋，却并不直接表示反对战争，指斥那些把自己召去服役的人。诗中的情绪也是以忧伤为主，几乎没有愤怒。这是因为，从集体的立场来看，从军出征乃是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即使这妨害了士兵个人的幸福，也是无可奈何。这一特点，在《卫风·伯兮》中看得更清楚。

        《诗经》中战争诗的人物塑造特点是：首先，由抒情主人公自己去观察、感受和体验。同时作为一个能动的人，又由他自己去干预客观环境，影响事变的进程，最后在主客观统一中完成形象的塑造。其次，战争诗形象塑造的另一个特点是着力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诗歌把握人物的内心世界比把握其外在特征更为困难，但是战争诗却轻松而巧妙地抓住它，并将它准确而传神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诗经》中战争诗的主要思想倾向是：首先，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表现在极力宣扬周天子至上，维护周王朝的绝对权威方面。其次，战争诗的思想倾向性还表现在描写重点的分布上，即在描写上是以我为主，而以敌人作为陪衬。最后，战争诗的思想倾向还表现在描写王师的军容、气势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总之，《诗经》中的战争诗不但生动地反映了周代社会战争的历史，而且表现了周人对战争的态度，他们能够分辨战争性质的好坏，积极投身正义战争，敢于批判和诅咒非正义战争，使其成为具有崇高性质和教育人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