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2010年11月27日的两篇博文《东西方心理差异》和《为什么西方人不记仇》中提到东方人爱储蓄、易记仇和西方人不爱储蓄、不记仇的性格差异的一种成因。

    昨天和几个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们谈到民主的问题，说了很多事情和案例，也说了很多看法和理解。我说了我的想法，当然没有经过任何考证：

    我们民族性格有一个共性是服从，西方民族性格的共性则是自由。

    我想原因可能是这样，咱们的老祖宗基本上是耕地为生的农民，农民是拴在土地上的，靠天吃饭，靠水吃饭。天之不可控，形成了咱们祭天文化和储蓄的习惯。而水呢，黄河、长江易出水患，所以治水形成咱们民族文化心理底层的东西，如大禹治水。要治水，必须大规模组织人力，这时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和大家绝对服从，才能在极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形成巨大的合力。很像蜜蜂社会，一只蜂王和许多工蜂形成一个社会。只有治理好了水，咱们民族才能绵延下来，而这种服从性进入了咱们民族性格底层。到了秦朝达到一个顶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户籍制使农民更紧密地拴在了土地上，皇帝是蜂王，国民是工蜂。我们民族是强调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的。

    当然，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的很多次民族融合，主要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融合，但农耕文明一直是主流，它的包容性更强。

    而西方人的老祖宗是牧民和渔民，牧民逐水草而生，渔民挑战海洋，生存条件要求他们具有强烈的个性和能力，他们的内心是自由的，西方人像狼。

    最后，我说：“性格是人与外界互动形成的，任何性格一定有其成因，只是我们知道不知道而已。性格其实无好坏之分，只在是否能适应环境。我觉得完人--如果有的话，他的性格应该是能很快随环境而变化，或者说他总能放下他的性格。另外，从人性的角度说，我觉得自由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应该得到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