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理想与现实间(上)——写在即将退休之际
(2022-11-10 15: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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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生感悟 |
每个人从懂事起,内心都充满了或多或少或高或低的理想追求或者说是希望、期许。没有目标或期许的生活,必定是乏味而枯燥的,更因为缺乏动力而失去光彩。因为有理想、有期许、有目标、有奔头,人生活得才更有方向感、更有精神和意义。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时代的变化,人生无不在希望中奋斗,在奋斗中期许并一步步迈向目标;当一个目标变为现实(也或泡影)后,新的目标又出现了。目标,亦即希望或理想,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诞生变化……循环往复,像大海中的浪花,一个浪过去,又一个浪到来,后浪逐前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们老家每逢元宵节,都有一个孩子们喜欢玩的游戏:馇巧巧饭。
其实,真正称得上有愿望或理想应当是上学之后。
1971的春天,正式迈入小学。那个年代,都是春天入学,大概是上四年级的时候,也就是到了1974年,延长了半年,入学时间也从春天改为秋天,一直延续到现在。当时,村里同龄的孩子多,加之要求年龄也没有现在这样严格,小几岁的只要愿意也都一块上了小学,所以起初一个村小学就两个班,有六七十名同学。
每天放学之后,几个同班同生产队的小同学经常相约一起做作业或背起篮子割草挖菜。记不起是什么年月了,生产队里的一名长辈见我们一起游玩,教导我们:你们好好上学啊,上好了以后可以当记工员!
“当记工员……”无意中的一句话,在我小小的心里荡起一丝涟漪。每当夜幕降临,生产队的记工屋里,总是油灯昏暗,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参加了一天劳动的社员们拿着记工册,来到这里,等待队长的指令:“张三耕地8分,李四推粪10分,王五拣地瓜7分……”每个人干什么活,一天多少工分,全由队长说了算,然后,由记工员记在每个社员的记工册上。
记工员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十分的神圣:平时,一支钢笔插在上衣布袋里,各家各户记工册上的名字,那潇洒的字迹都是记工员写的,晚上记工屋里唯一坐着写字记分的也是他们。更厉害的是,每到年底,都是记工员累计各家各户总共挣了多少分,生产队里粮草等一切分配,都由此决定。他们不仅是文化的象征、能力的体现、似乎还有点能写会算“高人一等”的样子。
记工员当然也不是白干,每天晚上挣一分。
那是我隐藏在心中的第一个明确的目标或者说理想:当记工员。
其实,比记工员更好一点的“职业”,还有村里的民办老师——不用下地劳动,挣工分还不少。但那可不是一般人就敢奢望的,多为村里干部子女或家庭出身好的有头有脸的人才能干上,至于教学水平,那个年代并不讲究也不重要。所以,平民百姓的子女一般是很难跨入此行列的,甚或连想也别想。
农村每家每户的舌簧喇叭把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到了千家万户,只要考的成绩好、分数高,就可以读中专上大学,关键是转户口,农村的户口一下子可以转为城镇户口,鲤鱼跳龙门似地变成“公家人”,吃上“公家饭”。这一巨大的反差,在农村引起极大的轰动,甚或在有些人心里产生怀疑?难道不论家庭成分好坏,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能录取?
一年前的1976年,我们小学毕业。记得小学毕业时,语文考试内容为写多少个姓氏、写几个村名等等,在现在看来简单得不可思议。小学毕业后,按常规升初中后到邻村的联中就读。而我们村小学被“初中带帽”,即在村小学基础上就地不动升读初中。
一年后,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升高中就需要靠真才实学真本事了。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全县首次高中招生,通过统一考试录取,且分重点高中与公社普通高中。那时候,除了一中、二中(岞山)外,每个公社都有一所普通高中。1978年,一中二中分别招收两个重点班100名学生,一中招生范围为北部10个公社(包括城里),二中负责南部10个公社。
高考制度恢复这一重大社会变革,对于当时正读初中,虽然十五六岁的少年来说,却突然间心比天高,理想和愿望也一下子吊起了胃口:一心跳出农门,争当“公家人”、争取吃上“公家饭”。至于具体干什么,内心还是模模糊糊的。农村人当时把户口在外的人,无论在机关工作还是在工厂上班,通称为“当工人”,所以,当时最大的愿望或理想,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争取“当工人。”
为了能够考出好成绩,初中毕业前l临近中考,老师每天晚上在教室点起汽灯,专门为我们几个同学补习功课。那时候的乡村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点的是煤油灯。什么报酬,什么待遇,老师头脑中压根儿就没有过,他们挣得除了每月几块钱的补贴外,主要是工分。淳朴、善良、无私,那个时代的老师都是如此。
当年先中考,后考的中专。我们一个班级同学中当年只有四人考上高中。一个同时考取中专,提前跳出农门;我则幸运地被一中重点班录取。另一个同学,读高中一年后,在一个亲戚引荐下,放弃学业,招工到东北嫩江农场当了工人,可见急于跳农门的心情。不然,考大学也没多大问题。
“你们只要能翻过墙去,就不用回家种地了!”在一中学习其间,班主任老师多次鼓励同学们。当时的一中与县师范,两校之间相隔一道墙,言外之意,翻过墙去就是师范,师范的学生毕业后当老师,就可以吃上“国家粮”端上“铁饭碗”了。有不少同学,当年考上中专后,放弃中学学业,提前转出了户口。
“目标只有一个,考大学!”老师不止一次地用朴素的语言和通俗的道理引导同学们。
经过两年的拼搏,迎来了1980年高考。当年的高考,只考语、数、理(史)、化(地)及政治五门,外语首次列入高考,按照30分计仅做参考。其他每科满分均为百分。
出乎意料,原本平时最喜爱且有优势的数学,竟然因故马失前蹄。高考结束的当日,数学老师第一时间把我叫到办公室,对照考卷询问考试情况。逐题作答后,老师板起脸色很是失望地说:怎么搞得?你不及格!你没上学的命啊。事实证明,老师估分准确,高考分数公布后,本应80分以上的数学,莫名其妙地居然只考了57分。
记得当年高考理科初选线350分(即350分以上即参加体检),360分为专科线,370分则是本科线,其中报考农林水及地质专业的,可以降10分录取。还好,总分374(不包括英语)超过了本科线,英语考了19分,按照30%计的话,成绩为379.7分。
虽说离自己的理想差距很大(当时,堂兄79年考入山大,目标是本着堂兄去的。)但老老实实报个本科院校应该也问题不大。但真应了“祸不单行”那句老话,报志愿时又缺乏老师指导,稀里糊涂一错再错,结果虽没有名落孙山,却落入连想都从来没想过的当地“师专”。同时落入师专的高中同班同学还有两位,他们的分数本来都可以读普通本科的。这大抵都是人之命运吧。
没有半点“金榜题名”的感受,而且还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之前“炉火正旺”的激情仿佛被泼了一盆冷水,理想愿望似乎一下子彻底破灭了!
手持极不情愿的昌潍师专录取通知书,无奈地走进校园,开始了两年乏味的大专生活。
读着一封封来自济南、青岛等地同学的来信,想想自己的境况,内心不由产生一阵阵的寒意,学习生活也一度打不起精神。但是,当年“只要录取不报到三年内禁考”的政策,令农家子弟无可奈何!有时候,甚至在课堂上想着想着魂不守舍走了神……终于,第一学期的高等数学考试得了44分。这仿佛又是当头一棒喝醒了自己。“全班倒数第一、唯一不及格者”,自上学以来从没有过的耻辱,令人无地自容。当时就气得把试卷揉搓成团扔进课桌洞里。
细心的高数老师李邦昌把我叫到办公室,促膝交谈、语重心长,并允诺:只要下次考90分以上,此次分数可以不计。
半年过去后的高数期末考试,知耻而后勇吧,一举夺得满分,从倒数第一,一跃全班第一。
两年的师专生活很快结束了。1982年7月,尚未脱去孩子皮的一帮大都不到20岁的青年男女,从此踏上社会、走上工作岗位。
当时,大中专学生毕业分配由人事部门负责。毕业后我们到县人事局报到,我与另一名中文系毕业的同学被分配到老家工会职工业校做老师。虽然也是老师,但不在教育系统不归教育局管理,在那个大都不愿当老师的年代,没落入教育系统也暗自庆幸。多数同学走上讲台,执起教鞭。
从高中时期的心比天高,到高考失利落入师专,短短的两年间,由理想志存高远到巨大反差的“虎落平原”,那段时间大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感。参加工作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心也随之平静了很多。理想与现实毕竟早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只能面对现实,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轨迹。于是,看着机关内的人事变迁,自己也萌生了有朝一日真正地加入到行政机关干部行列的愿望。虽然在职工业校做老师,但毕竟依然还是老师。人的理想与愿望也随着环境与时代的转变而转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华夏大地,人们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口号响彻华夏大地,从机关到工厂,从城市到乡村,各行各业到处洋溢着学习、拼搏、奋发、向上的气氛。不大的县城里,夜晚许多单位灯火辉煌,骑着自行车、夹着书籍上夜校成为当时青年男女一大时尚。工会的职工业校更是趋之若鹜,晚上人满为患、书声琅琅。
当时的业校开办了高中阶段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各门课程学习班。报名上化学班的,大多是从事与化工、化验及化学药品等有关单位的职工,除了来自当时化肥厂、毛巾厂、造纸厂等外,还有医院的许多护士、药师等。年龄大的三十六七,年龄小的十七八岁。相比语文数学课,高中化学班招生相对较少,且只办了一期共三个月。这算是我全部教学生涯的内容吧。
当年同时分配我们两个人去,另一个毕业于师专中文系。后来,我们都被借到工会机关工作。因当时的领导感觉我的字写得不错,我被安排给领导抄誊文章。从此后,数理化书籍“马放南山”,自费购买了各种公文写作知识读本,默默地朝着文字之路发展。虚心向领导及老同志请教,如饥似渴地学习有关文件资料、学习写作方法……慢慢地顺杆而上,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继而干上了秘书,弃理从文,稀里糊涂地半路出家走上了文字之路。
在写作公文的同时,无意间把一个活动总结材料改成新闻稿件邮寄给了工人报社,没想到很快竟变成了铅字。瞅着报纸上刊发的小文章及自己的名字,内心那种成就感和喜悦自不待言,尤其是领导的表扬与鼓励,对于当时一个很想进步的小青年来说更是莫大的鼓舞。由此,开始迷恋上爬格子、写新闻,经常晚上加班,文字也由小小的豆腐块慢慢地变成大篇幅,甚或后来经常发头版头条。
1986年年中,出乎意料,工人报社领导电话通知单位,意思是报社准备调几个人,其中我作为人选之一先到报社实习。敏感的主要领导明白,这对于单位和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据说毫不含糊地一口拒绝了。理由居然荒唐至极:干部由县委说了算,他作为部门领导只管着用干部……了解内情的单位副职悄悄地为我支招:到主要领导家里做做工作看如何。一连七天,趁领导在家的时候,守着其家人求情:让我去试试吧,以后我有什么进步一辈子忘不了您……任凭你怎么说,其似乎铁心一定,绝不放人。“你找县委吧,我说了不算!”要么就“你找个写材料的来吧,找来之后你就走。”对于职位卑微的一个小青年来说,举目无亲,无人可求,领导竟然说出如此荒唐之言,信任何以立足?!
最终,无意中走来的机会,居然又不无遗憾地静悄悄走了。
从那之后,即使工作依旧,劲头与精神可想而知。有时候甚或控制不住自己的直率脾气,顶撞起领导。原本领导眼中的所谓“红人”也由此变成不听使唤的“倔小子”。
就在那时候,恰巧县里组织扶贫工作队,一共60人分别到三个落后乡镇包村。领导便借机让我参加“锻炼”,虽然里面像我岁数的不多,领导的“苦心”用意不必多言。到流河乡伊家村一干就是一年半。回城不久,县里为扩大开放,建立大外经委,面向全县招考部分工作人员。悄悄地报名后参加考试,虽然排名靠前,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惹得领导大发脾气,最终虽然参加了面试,在当时那个年代结果可想而知。
时间到了1989年1月。潍坊市参加省工会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开完会议返回时,在昌乐尧沟地域发生严重车祸,伤亡惨重。其中,单位主要领导严重致伤长时间没能上班,随后原副主席扶正。9月,县里调整干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我,竟然列入考察对象准备到乡镇工作。新的主要领导问我意向,我表明态度愿意继续留下跟着她干,她便亲自找县分管领导,结果传来的消息是:组织已决定,等待谈话吧。至于去哪儿、干什么一概不知。很快,县委常委、组织部长集体谈话,宣布了这一批调整干部的去向,都去乡镇党委工作,不是组织委员就是宣传委员。我被派到沿海的下营镇干组织委员,从此人生轨迹在工会工作了7年之后又发生了小小的变化。
这七年,可以说有得有失。工作中忙忙碌碌,经常是白加黑连轴转,写了多少公文自己也算不清楚,捉刀弄笔把右手的中指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也正是缘于此,锻炼了自己的笔力与文字表达水平,同时学会了新闻写作,在被称为“万金油”的行当里多少有了点自己的一技之长。至于几次机会的失去,静下心来想一想,其实领导也不完全是“使坏”,局限于那个时代的人,胸怀仅此而已。后来再想,也是命运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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