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代 -

 母亲姓肖，按她们家族的辈分排序是属“身”字辈的，她的原名叫肖身贵。从这不加掩饰的俗气名字就可以推断，她一定不是大家闺秀出身。肖家是在宜昌做棉花买卖的，小生意，就这样的家境竟让她进到宜昌很有名气的教会学校哀欧那女中读书。初中毕业那年是1938，学校西迁，母亲到湖北省立联合中学恩施女子中学念高中，成了当时肖家学历最高的女孩子。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她的名字改为肖肃，繁体字为萧粛，文质彬彬又难写得吓人，是老师给改的。1941年毕业后到四川，曾经当过中、小学教师；我1944年出生后她不再从教，成了全职太太。1947年从重庆到上海。

 1949年，上海解放，不少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怀着对新社会的憧憬和一腔热情投身到建设新中国的潮流中，母亲也在其中。1949年7月-10月，她参加了上海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成了新中国的干部，被分配到离家很近的新闸路上的十区一中心国民学校当老师，教高年级语文、算术兼班主任。

  

 这个学校解放前是知名的工部局小学，它的名字有点拗口，“市立”+“十区”+“一中心”+“国民学校”，概括了它的特质，但我还未考证出“十区”的由来。这是我妈妈佩过的校徽，链在一起的“教”字圆牌标明这是教师用的徽章。

   

 一中心的老师们，那时他们都年轻。第二排右起第五人是我妈妈，右起第四人是章蕴玉老师，第三排右起第三，带长围巾的高个是蒋锡乃老师，他后来到儿童艺术剧院当了演员。后排左起第四戴眼镜的像是杨士袡先生，当时的在任校长，他很好认，个子特别矮。照片是在大操场西边拍的，竹篱笆后是学校隔壁的弄堂。

 

 

 对一中心来讲，我母亲可能是第一拨受过新中国训练的教师；对我妈妈来讲，这是一种全新生活的开始。标志性的变化是旗袍变成了列宁装，长波浪的烫发剪成了朴素的短发。

 妈妈是老师，但我没有一点她辅导督促我念书的印象，只记得她歌唱得好听，“黄水谣”，“绣金匾”，“小路”，她会唱很多很多歌，从收音机里学来的。现在已找不到关于母亲在一中心工作的任何文字资料了，我只记得她的学生都带着红领巾，比我高一大段，妈妈在家里常常讲起他们，有几次她还请了好多学生到家里聚餐包饺子，一群大孩子团团围住妈妈，跟我玩，所以我还认识他们中的几个，有个叫盛文伟的，嗓子特别好，《小小少年》的那种清亮，现在还记得他唱的朝鲜歌。有一部苏联童话电影《棉桃》，听妈妈讲给女主角配音的盛龙慧是她的学生，这应该是母亲离开一中心后不久的事，但她还是为此骄傲。

 那时我还太小，不知道妈妈是怎样工作的，我以小孩的眼光感知到妈妈喜欢她的学生，她的学生也很喜欢她。所以妈妈一定很喜欢这份职业，工作应该是蛮出色的，这是合理的猜想和推理。她在一中心工作2年半以后，就被市教育局委任为公立兰州路小学的校长。

 那学校我去过，在榆林区一个产业工人聚居的棚户区里，一条黑臭的小河浜边上，几座简陋的平房，教室都是泥巴铺地，一个小操场，加上座滑梯，就是一所完全小学。妈妈从上只角的一流学校被调到这样一个学校，名义上提拔了，我相信她一定犹豫过，有过激烈的思想碰撞，但她接受了，一门心思地投入到新学校的工作。好多年，她干脆住在学校里，一个星期只回家一次。以后她换了几个学校当校长，都在杨浦区，一直到退休。

 

            上海榆林区兰州路小学，前排中间的女士是校长簘粛同志，一位无党派的好同志。

 1952年5月母亲离开一中心时校名已改为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没有了旧时代的印记，不变的还是一中心。她在一中心完成了一次蜕变，从一个旧中国的全职太太变成了一个新中国的干部。一中心做了件有意义的事，为上海工人区的一座小学校输送了一位称职的校长。

          

                         这枚静安区一中心校徽是我戴过的

 她离开一中心后好像没有回去过。直到1971年年底，她在一中心最要好的朋友章蕴玉老师不幸患喉癌去世，在追悼会上才见到近20年未见的老同事。当时我也在场，记得有徐念慈、闵丽蓉、邵惠敏、张纯瓦等等老师。送别老友唏嘘未了，忆及往事仿佛就在昨日，相互打量头发已现斑白，更是感慨。

 

-   第二代 -

 我是在家隔壁的维新小学附设幼儿园上的小班，在家对面的崇德女中附设幼儿园上的中班，都在西摩路上，只留下几个非常模糊的静止画面。那时很多中小学附设有幼儿园，一中心也有，班级很少，妈妈到一中心上班后理所当然地把我带到这里上大班。

 

                                                              李琼英老师年轻时的照片

 

幼儿园班主任是李琼英老师，矮胖矮胖戴眼镜，在我们眼中已经像外婆了，但其实没那么老，小孩子看大人总是比他们的实际年纪要大一截的。她跟妈妈是老乡，两个人蛮要好的，所以李老师常常跟我讲湖北话，不叫我名字，而是叫我“肖肖的儿子”，她故意把肖肃念成肖肖。听妈讲她很喜欢我，我不觉得，并没得到什么特别优惠，吃点心时总嫌不够，跟大家一样，只有一大块沙利文饼干，一搪瓷杯很烫的白开水。记不清在幼儿园怎样上课，好像除了在小操场上玩木马、转盘，就是搬把小椅子围坐成一圈，老老实实地听故事、唱歌，内容当然忘了，但记得椅子是绿色的。

  

 幼儿园毕业时的奖状，号称“品学兼优”，“品”大概是老实的程度，“学”大概指已经会算1+1=2的学问，李琼英老师很可能给肖肃的儿子开了得奖的后门。

 

 幼儿园绝大多数的同学一起升到了一中心小学一（一）班，还是同班同学。那时妈妈还在一中心当老师，一年级小学生还不会意识到母子俩在同一个学校有什么特别，但也有例外。有时我放学早，妈妈的班还没有下课，我会跑到3楼西面的走廊，推开她正在上课的教室的门，冲进去就喊“妈妈”，妈妈笑也不是骂也不是，而全班学生开心得乱笑乱叫。对每一个人，妈妈，我，和她的学生们，这都是美好的时光。

 

 照片是四年级暑假里拍的，前排最右面的是我。按当时的标准，我是个没有争议的好学生，就是现在去问问我的同班同学，我很自信，没有人会不服气的。我是中队长，前排左起第二的漂亮女孩个子比我高，穿着比我挺括，她也是带二条杠标志的，是副中队长，我的副手，叫赵慧琴。

 

读到五六年级后，好像一下子长大了，从啥都不懂的小屁孩长成了少年，我对一中心的记忆最主要是来自这段时间，不但有好玩的事，还有可载入我的史册的大事。 章蕴玉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就是一件大事。章老师是我母亲在一中心工作时最知心的朋友，妈妈离开一中心后唯一保持紧密联系的老同事就是她。章老师1956年夏天才结婚，妈妈带我到她在兆丰别墅的新房喝喜酒，我考取大学时章老师在她天钥桥路的新家设宴请我，可见她与我家紧密的关系。我虽是她班上的学生，但也说不上由此层关系而得到什么特别的关照，不需要。她是位优秀的教师，同学们喜欢她，服她，有点怕她，她教书教得怎样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反正学得一点也不吃力，我最感激的是她变着法子让我们在一中心感到有劲，开心。

 5年级一开学她就组织了一次正赶上热点的中队活动。这么严肃的主题，让孩子们参与投入的确要动点脑筋，活动是否成功？看按什么标准了，在当时算得有声有色了。章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占了一个版面，我现在还保存着，纸张破了，泛黄了。

 

 能在文汇报上发表大块文章，配了3张文汇报大牌摄影师陈根宝拍的照片，给静安区一中心小学长脸了。这不是什么学校都能做到的，名牌效应果然重要。

 

 章老师的文章写道“中队长张念一担任说明，他说明了这是我们祖国最大的海岛，岛上有丰富的资源，有八百万人民。。。。。。接着由副中队长赵慧琴宣读了写给解放军叔叔的一封信。照片是摆拍的，赵慧琴在写信，站在她左手边监工的是张念一。

文汇报上的文章引起了一位叫路清信的解放军叔叔的注意，他给我们中队写了封长信，收信人是张念一和赵慧琴小朋友。

 

                                    这封信我保存了几十年，最后还是捐赠给了母校。

 

                                        静安区一中心编了本很考究的80周年校庆纪念册

  

 纪念册《岁月留痕》一章中编进了文汇报上章老师的文章，和解放军叔叔写给张念一、赵慧琴小朋友的信，说明文字中写道：“结为伉俪的张念一、赵慧琴曾是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同班同学”。谢谢这本书，一中心的岁月留痕中有我们的印记。

 妈妈领着儿子走进一中心，没想到一中心带给了她钟爱的媳妇。

 

 

由于上海行政区划的变化，我们毕业时学校改名为新成区一中心。我和太太在同一张毕业照上，她在第四排，我在第一排，小学六年这一直是我的老位置。

  

-   第三代 -

 我们有了儿子张起雷，1978年他到了读小学的年龄，学校没什么可选的，当然是一中心。那时我还在永康，赵慧琴带他去报名，徐念慈老师接待的，我们毕业时她是教导主任，20多年后，她还是教导主任。她见到是张念一、赵慧琴的儿子，肖肃的孙子，兴奋极了，报名单完全是我儿子自己填写的，徐老师更是惊讶，没有任何困难，他被录取了，成了我家在一中心的第三代。

 儿子低年级的班主任是钱杭宝老师，英语老师杨德昌，高年级的班主任是陈庆琳老师，都是一流的好教师，再炫耀一下，钱老师和杨老师都是特级教师。

  

                                                                        儿子还算争气

  

 

                                                           有时还让一中心小学在大报上露露脸

  

                      2代人3口人在同一所小学的三年级成绩单，儿子的分数比老子漂亮。

 

他在一中心轻轻松松地完成了学业，顺顺当当地升到重点中学，稀里糊涂地被一所取分非常高的大学收进，首先要感谢的是小学。

 张起雷结婚时的婚礼主持人是一中心小学的班主任，陈庆琳老师，这样的安排上海滩上极为罕见。这不是故意哗众取宠，而是感恩之心的自然表现，我们非常支持，若我母亲在天之灵有知也一定会赞同的。

  

 校史馆收藏了我们捐赠的校徽、奖状和证书，我家第一代和第二代在一中心的见证。最左面的一位访者在观看展板上的一张照片，那是我儿子的照片。校史馆需要最具代表性的资料来呈现一个学校80年的历史，我们的物件能入选为已很荣幸。布置的老师不可能知道张起雷是我们的儿子，他的资料也被遴选上且跟他的奶奶、父母一起出现在校史馆，纯属巧合，这个概率极小，我们碰上了！

  

那展板上儿子的照片在校庆80周年纪念册的第69页上也登出，中队长是我儿子张起雷，边上的同学叫武向辉。同一本书上的第45/46页有另外2个中队长的名字，是这位中队长的老爸老妈。

  

 翻到纪念册上《岁月留痕》的又一个页面，今日静安区一中心小学老师同学胸前徽章青春亮丽，和70年前妈妈佩戴过的十区一中心国民学校校徽、65年前我别过的静安区一中心校徽聚集在一起。相邻的一页，是90年前工部局小学年轻的先生们，里面有母亲在一中心的同事、我的启蒙老师李琼英。

一中心在世代交替中前行，我们是这长河中的三代亲历者。

  

-   后话，第四代的梦 -

儿子的儿子慢慢长大了，眼看快到了念小学的年龄。我念小学时还不讲究择校，我们让儿子念一中心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感情，而孙子念什么小学简直成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特大决策。我中学在上海中学，大学是上海交大，儿子中学是育才中学，保送进上海外国语大学。我们的小学都是一中心，不知道这是不是以后学业顺利的关键，反正我们全家相信，假如孙子也进一中心，起码不会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送给学校的2枚老校徽及其它古董是年轻老师们从未见过的，好稀奇，所以丁毅老师把曾小妍校长也请出来了。赵慧琴跟曾校长讲，我们的孙子也想到一中心念书，曾校长一口答应。

 

 2010年校庆时，陈庆琳老师看着我们孙子的照片笑得合不拢嘴，她马上拿给曾校长看，又讲起他进一中心的事。

转眼就是2015年，孙子该上一年级了，按地段入学的政策收得更紧。那时曾校长已经调走了，我们找陈庆琳老师请她想办法去通融，一开始她讲绝无问题，但慢慢地缩了回去。我们在陕西北路有房子，一中心所在的学区在路的西面，我们的房子在路的东面，就这一、二十米的距离断绝了让孙子成为第四代一中心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