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德拉黄道带浮雕年代试探

    埃及文物“丹德拉黄道带浮雕”， 收藏于法国卢浮宫，对其雕刻之年代，颜海英教授在解读《古埃及人如何通过丹德拉神庙的黄道十二宫图封存传统文化的密码》一文中将其定位在公元前一世纪（(品略|学界信息）；但对于浮雕之天象年代，迄今学界尚无报道。

拜读广百宋斎先生《卢浮宫藏埃及文物“丹德拉黄道带浮雕”再证华夏文明起源迁徙历史》一文，受益匪浅；但对浮雕天象之年代问题，先生却埋了伏笔暂不告知读者。笔者出于对天文之兴趣，贸然试探，偶得两个年代日期（BC1557 / 公元1575），不知可信否，特求教于先生和诸方家。

图-1丹德拉浮雕（选自百度图库）

位于2时区的埃及与位于8时区的中国相差6个小时，若约定在同一时刻观测天球中的某一区域内的星体，假定两地都可观测到，那么，其明显的差别就是地平观测方位角和高度角的差异。

图-2 广百宋斎先生头条之插图

依据上图，笔者按照可同时满足图中月亮位于双鱼座和木星位于轩辕（狮子座）这一大致较为明显特征的约束条件，经推算，“丹德拉黄道带浮雕”天象的可能年代为BC1557年8月16日前后。

如果在陶寺古观象台面南地平观测，同一时刻观测某一天体的方位角度会比在埃及观测的方位角大若干度，而高度角会小若干度，此乃观测地点之经纬不同所致；但这并不会影响人们对天象图的标绘。比如，在埃及观测月亮方位角124度/高度角61度，在陶寺则为方位角135度/高度角59度（BC1557.10.18）。就星图的整体结构和布局看起来而言，不存在多少差异。

 “法国天体物理学家标记了月亮和五大行星在星空中的位置（标黄和标蓝文字图像），不过他只标对了月亮、木星和火星的名称，其他的弄错了。另外，又一个严重的错误是，他标错了天狼星的位置，天狼星（Sirius）并不是一头牛，而是一颗孤星” （广百宋斎）。 的确如此，天狼星的纬度确实差了20多度；不过笔者认为，这恐是绘图者为了星图的圆周美观而将其移位所致，天狼星的实际黄经与井宿（双子座）并未相差太大。至于月亮、木星位置应是正确的；而其他行星的位置显然有误。

图-3 天狼星与双子座的相对位置

广百宋斎先生说“土星和火星的位置是月全食发生前的位置”， “月全食发生后正好在浮雕标记的位置”，“浮雕星图是月全食发生前后一连串星空特征的整合”。 这一天确实发生过月全食，但在北半球不可见。如图-4月全食发生前4小时左右（埃及日出前）的天象，在北半球月亮即将在西边天空落下。如图-5 月全食发生后翌日凌晨可观测到的天象。也就是说浮雕图上标绘的行星位置未必靠谱。这只是在按照笔者推算的最大可能满足浮雕图天象日期之条件下的天象，期待广百宋斎先生所推算的可完全满足浮雕星图的日期早日公布。

图-4月全食发生前4小时左右（埃及日出前）的天象

图-5 月全食发生后翌日凌晨（埃及）可观测到的天象

图-6 月全食发生后翌日凌晨（埃及）正极投影之天象

客观地说，丹德拉黄道带浮雕星图并谈不上是什么位置精确的具有天文学意义的星图，其示意与象征性的特征尤为明显，更具有某种“神学”或说是某种“信仰崇拜”的特征，因而基于此图的天象年代推算也只能得出一个概略的参考数值，不具有断代的可信度。

广百宋斎先生说“浮雕星图是月全食发生前后一连串星空特征的整合”，如果时间跨度大些，倒是有可能使某些约束条件得以满足，但又会使得本来可以满足的条件失去资格，比如推迟两个月后（BC1557.10.18）某些条件可以满足但月亮的位置则又不相符合了。

图-7 BC 1557.10.18 (望月后三天)

        笔者注意到广百宋斎先生关注此浮雕天象图的焦点在于天狼星和双子座的相关位置（天狼星位于双子座的中点），据此便可推算出浮雕上的天蝎座正是二十八宿（房宿）的起点；但问题是浮雕图上的天狼星位置仅是概略位置，据此推算其准确度必然会受到影响，进而导致年代可信度的降低。

如果说丹德拉浮雕星图上将天狼星标绘在接近双子座中线的位置，是创作者按照实际天象的刻意写实之举，那这一信息将会颠覆学界所谓“丹德拉浮雕星图年代约在公元前一世纪”的说法，因为天文天象从来不说谎话（详见下图）！难道丹德拉浮雕黄道带星图真的是公元1575年的作品？

无论如何考虑到浮雕星图毕竟是难得的西方在公元1603年（Uranometria）之前少见的星图 ，故对其进行研究，或是进行比较天文学研究，无疑也是有益人们了解世界天文学史之举。    

从浮雕星图之主要天象特征的年代来看，BC1557年相当于我国【商第五位君主】昭王（子绚）沃丁14年，最早也已是中华二十八宿系统形成之后1100多年了（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星图之天象年的下限BC2657年可资为证）。

就“十二次”或说“十二宫”这个名词及其所指而言，至迟在夏朝就已经开始使用了，比丹德拉黄道带浮雕天象的年代要早差不多600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出自《尔雅》(释天)】。所谓“夏曰岁，岁在星纪”，也就是说夏朝是以十二年一个运行周期的岁星（木星）纪年的，且其开国之年正直岁在星纪。岁星纪年是把二十八宿大周天分为十二个区，按照岁星在周天空间位置的变化来纪年；同时以十天干和十二支的组合为周期的历法在殷商甲骨文里更是不乏其例。至于所谓隋朝“黄道十二宫”传入中国，只不过是与中国传统的“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之十二次意义等价的名词而已，并非是说到了隋朝中国才有十二次（宫）的概念，“次”就是“宫”；不过被人们长期忽略或说是误解的一个事实是二十八宿十二次（宫）本来就是基于黄道坐标系的（宋代石刻天文图上的黄道坐标刻度就是铁证）。

至战国时期，《甘石星经》，记录了800多颗恒星，其中测定划分了121颗恒星的方位坐标，发现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不但有赤道坐标系的星座记录，而且也有并有以黄道“入宿度、去极度”确定星座位置的记录。东汉贾逵曾经引述到：“石氏星经曰：黄道规牵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极二十五度。”在这里，黄道规即黄道圈，牵牛初就是冬至点，《石氏星经》的黄道坐标，冬至点的人宿度为斗20度，去极度为115度（二十五为一百一十五之误 ）。《甘石星经》远比所谓“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在公元前2世纪编制的星表”还早200年。

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全天星图》

唐代敦煌《全天星图》（公元648-664年），有1359颗星（圆柱投影与球面投影两种方法标绘），包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欧洲各国在望远镜发明以前，始终没有超过1020颗星的记录。即便号称成书于公元二世纪的托勒密《天文学大成》里的星表（实际收录于公元1528年版），也只不过是列了一个表格而已（65组、1020颗星），也没有绘制出星图，为何此书不附星图，至今还是个迷。

敦煌《全天星图》的投影方法“后来通过 阿拉伯天文学流传到欧洲。荷兰数学家兼地理学家麦卡托学到此法，他在1568年刊印了一幅“麦卡托投影航海图”。于是 这种 中国人无名氏发明的绘图法变成了欧洲人的发明”（何新《唐代星图•中国天文学当时世界第一之证》）。

宋代石刻天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