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2005年底写完话剧《寻找春柳社》，2006年《春》剧上演。直到2010年底写出话剧《杨三姐与陈小二》，中间五年没有写出戏来，许多朋友问我怎么不写了，我的回答都是：不知道写什么。

    这是真话，不是不想写，是想了好多题材，但都动不了笔，理不出思路。

    2010年，我在媒体中看到河北李刚儿子那个开车撞死大学生陈小凤的事件，觉得这个小兔嵬子太猖狂了，后来看到李刚在电视中痛哭流涕的镜头，又觉得这太搞了，直到看到陈家的律师在网上发博客，说想不到陈小凤的二哥已经和李刚的儿子达成和解，不再以交通擘事以外的罪名起诉。这样，李刚的儿子就可以只以交通擘事罪得到轻微的判决，而这个陈家二哥只所以同意这样做，就是因为拿了李家六十万块钱。

    这个时候我还只是气愤，气愤当官的这样草菅人命，气愤穷人这么没出息。

    当我晚上躺在床的时候，再想起这事觉得这里有更深层次的问题，这样拿钱了结一档人命案，我们的法律是允许的吗？

    我打电话问我一个律师朋友，问她这样的情况在法律上怎么解释。她居然告诉我：在中国，这样的庭外调解是大大提倡的。中国的法官榜样都是接到案子庭外调解多，开庭的少的法官。只要能让当事人庭外调解，减少开庭率，就是好法官。我又她：不管什么性质？调解就好？她回答：基本是这样的。民不举，官不究。社会不就和谐了吗？

    我困惑了。

    中国人法律难道是这样的吗？

    如果一个人杀了人，然后给被害人家里一些钱，比如一百万，被害人不起诉，法律就就不管了？那一个人拿出一千万来，就可以杀十个人了？

    因为李刚儿子撞人事件发生在河北，我就想到了河北有个杨三姐。

    杨三姐是真人真事，发生在上个世纪初，她二姐被杀后，她排除了一切威逼利诱，把官司一直打到天津警察局，最后让杀害他姐姐的凶手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民国初年的事，那个时候都能找到法律的公道，我们今天反而不行了吗？

    李刚儿子撞人事件在社会引起不小的轰动。我和身边的人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居然有相当多的人认为，陈家要钱是对的，不要白不要。不管以什么罪名起诉，只要李刚的儿子没有被判死刑，凭他当公安局长的爹，他在监狱里边也呆不了几天。你陈家一户农民，为此得罪公安局长，以后你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了。

    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对中国司法的认识，这不可怕吗？

    这个时候，媒体又报道，村里、乡里都有人来陈家说和。希望他们不要再闹了，听法律怎么立案都成，以后可以得到不小的关照呢！

    我由气愤到不平到困惑了。

    要公道，没有实惠。要实惠，没有公道。人生活在现实中，是不是先择实惠是对的？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到要钱不要公理？

    我的灵感来了。

    我想到这可以写一出戏。

    生活永远比舞台精彩。

    100年前，一个农村小姑娘杨三姐可以单独一人拼出个公道。100年后，反而不大有人支持公道了。

    于是，我让杨三姐和陈小二相遇了。

    写这个戏的时候，我还没有听说过“穿越”这个词。我是根据我的戏剧结构知识，让他们走到一起的。

    陈小二为了钱不让李刚的儿子给自己的妹妹偿命了。

    杨三姐不为钱，拼死要高小六给她二姐偿命。

    杨三姐和陈小二相隔近100年，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语言都不相通，这样的冲突就难免了，戏剧性就够了。

    戏写出来以后，给了一些朋友看，他们都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

    我特别要感谢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处长王珏同志，他非常中肯地提出，舞台上只有两个人，戏剧冲突肯定不够。最好让律师上场。三个人在一起戏剧冲突就更好编织了。

    于是，我决定让律师出场。

    可是这样一来，正义的力量就加强了，在我们现在的现实中，不是这样的，这个官司中，正义并没的得到申张，律师上来会没事可做。

    于是，我又让李刚儿子的朋友王小五上场了。这是一个黑社会性质的人物，他出场就是搅歪理，为李刚的儿子开脱。这个人物一出现，戏剧冲突马上激化了。

    写戏就是这样，戏剧冲突一旦发生了，编剧有时候就忙不过来了。于是，被撞死的陈小凤也出现了。李刚的儿子也就必须出现了。

    这样，这个戏基本完整了。

    戏写出来了，又遇到一个问题，我的戏是请朝阳区九剧场排的。当时说好只有两个演员，这下子变成六个了，成本要提高很多。怎么办，我不想让人家说我开始时故意骗人家，于是，我决定让三个人演六个人。这样，戏剧性就更强了。

    三个演员都大呼过瘾！

    由此我也感到，戏剧一定的贫困的，贫困的戏剧才能憋出戏来，排戏的一有钱，基本就不往戏上想，开始玩布景服装道具了。

    关于戏里人物的名字。

    文学作品最怕别人对号入座。何况这个戏是有原型的。里边的人物叫什么？杨三姐是真人，陈家二哥叫陈小二没问题，于是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撞死人的叫刘小四，黑社会叫王小五，加上杨三姐的姐夫本来就叫高小六，陈小凤就叫陈七妹吧。这样，我的戏中的人物就是：陈小二、杨三姐、刘小四、王小五、高小六、陈七妹。加上一个张律师。挺好玩儿的，也不别扭。

    我要感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曾献平先生。他在点评我的戏中说：用戏剧赤裸裸地揭露金钱的丑恶，在世界戏剧史中是有的。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在莫里哀的戏剧中，在布来希特的戏剧中，在世界经典戏剧中常有所见，在中国的戏剧中，《杨三姐和陈小二》是写得比较好的。是我见到的中国话剧中，直接拿钱说事儿，直接揭穿金钱的丑恶的戏剧。”

    这个评价太高了，我受之有愧。

    陈小二到底该不该要钱？在现实中他是要了，我们要不要遣责他？我其实是拿不准主意的。我决定把这个问题留给观众。

    于是，戏的结尾，我让陈小抱着钱袋子，到观众席中问观众：“这钱，我到底该不该收？”

    和我想到的一样，观众的回答是不一样的。

    我不是故意要留一个这个开放式的结尾，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应该让陈小二怎么做。

    有的老同志说：你这样的结尾不好，正义没有得到申张。

    我只好笑笑。

    因为这是现实，在现实中，正义没有得到申张，我不能在戏里欺骗观众说正义已经得到申张。

    我写戏，就是因为我困惑。

    《杨三姐与陈小二》是因为我对法律和金钱的关系的困惑。

    《寻找春柳社》是因为我对戏剧的灵魂到底是什么的困惑。

    《天使》是因为我对非典突然到来，人们惊惶失措的困惑。

    《马骏就义》是因为我对一个家境殷实，个人优秀的人为什么要闹革命的困惑。

    什么时候我又困惑了，我的下一个戏就写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