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上

我写过无数封信，也收到过无数封信，但我心里如今装着的，只有两封，一封是申请信，另一封还是申请信，它们也都出自同一个人之手，这个人就是王世功老人。

9月份，夏天要去未去，秋天要来未来，丝丝的凉爽秋意中，也偶或夹杂着暑热的气息，就在这样的一个周末，我在王世功老人女儿家里，看到了王世功老人生前亲笔书写的请求重新回归党组织的申请信。不知道王世功老人写过多少封这样的申请信，我能看到的有两封，字字句句都透露着一位对党怀揣着无限热爱的老人的赤诚之心。

在写这篇文章时，我眼前不断闪现出一位面容模糊、眼神却坚毅的老人，他对党的信仰和热爱，一直坚守到生命画上句号那一刻，不，甚至在他逝世后的30年里，依然作为他的临终愿望在女儿的生命中被坚守和延续着。

王世功的女儿王桂英已88岁，小脑萎缩，有很多事情记不清楚，但对父亲的临终愿望却记得清晰无比。

王世功，1913年出生于蓬莱县大柳行镇黑石村。日本鬼子侵略到烟台的时候，王世功已经20多岁成家立业，也生娃了，但爱国和血性让他不能只顾着自己的小家，他端起枪加入了人民的队伍，并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父亲秘密入党、与日本鬼子斗智斗勇的那段时间，小桂英也慢慢长大，成为父亲的小帮手，党的小小交通员，经常假装到地里拔菜，翻山越岭给党的队伍传递情报。桂英老人记忆力好的时候，曾经给儿子讲过小时候和父亲一起与日本鬼子周旋的故事。桂英老人的儿子高洪国替他母亲讲起来：

“有一次日本鬼子得到汉奸通报的信息，到村里抓我姥爷，我姥爷在山上看到鬼子进村后迅速躲进了深山，并嘱咐一同在山上的姥娘回家把放在阁楼里的枪换个地方藏好。没有抓到我姥爷的日本鬼子不解气，用枪把子打我姥娘。日本鬼子逼着抱着我大舅的姥娘去找枪，走一步打一枪把子，我妈说她怕极了，抱着姥娘哭，日本鬼子就把我妈拖过去，要‘攒’我妈。”

如今的王桂英老人也不明白“攒”是啥意思，但当时却能感受到危险和死亡的气息扑面而来。她已经记不清楚日本鬼子怎么放过了自己和母亲，但记得家乡铺天盖地都是梨树，也记得家乡人的勇敢和善良，父亲被日本鬼子多次追捕，一次是被村人用梨树叶子盖住躲过一劫，还有一次被村人冒着风险留在家里，日本鬼子盘问时，村人壮着胆子说王世功是自家弟弟才勉强蒙混过关。也参加了革命队伍的同村人高振功（后来成为王桂英的公公）就没有这么幸运，他被日本鬼子抓到，先是被拖到门槛下面往肚子里灌水，“一缸水全灌进去了，日本鬼子到他高高隆起的肚子上踩，他们以这样折磨人的方式取乐。”后来他们又将高振功抓去挖煤，“他上茅厕时顺着茅厕坑滑落到后面的大粪坑，又从大粪坑里爬出来才得以逃回家。”

在王桂英老人时断时续的讲述中，那些烽烟四起的岁月，那些胆战心惊的日子，那些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说丢就丢的过往一一在眼前划过，触目惊心。

曾经为党出生入死的王世功，解放后依然不忘入党的初心，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村漫山遍野都是梨树，姥爷看果园，我们去梨园，姥爷就到梨树下捡个烂了的梨给我们吃，不让我们吃好的，烂梨子也不肯多给，只让我们吃一个。”王桂英的另一个儿子高洪星回忆起姥爷，对他的“苛刻”记忆犹新，“但我们现在很理解姥爷，他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都是这样，不占公家一点便宜。”

王世功一心扑在革命上，家里的事情就撂荒了，为此，王桂英打小遭了不少罪。14岁赶着骡子到烟台卖粮，骡子驮着粮食，小桂英跟着骡子走，从黑石村到烟台将近100里路，还得翻山越岭，小桂英的脚脖子走肿了依然忍着一声不吭。解放后，王世功去支前，王桂英的母亲是小脚，干不动活，弟弟妹妹都小，作为家里男娃女娃的老大，王桂英放弃上学的机会，肩挑手提，独自撑起了家。

打小吃了比一座山更沉重的苦，但回顾过往王桂英却很满足很感恩，她对自己的人生了无遗憾，唯独放不下父亲的遗愿。“父亲说党开除我，一定是我做错了，我不怪党，我只想好好努力，重新被党接纳，回到党的怀抱，但父亲努力了一辈子，依然没能取得党的原谅。”这是父亲王世功一生的痛，也是女儿王桂英心中最大的痛。

看着王世功老人年轻时英气勃发的照片，看着他已经有些破碎的支前证和立功证，透过历史的尘烟，仿佛看到了他年老时的面庞，面容模糊，眼神却坚毅，那里面装满了坚定的信仰，装满了诚挚的热爱，装满了热烈的渴望！

作者简介：

云上，烟台晚报退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