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读出两个字：孤独

杨光祖

已刊《中国政府采购报》2017年7月28日

安徒生出身鞋匠世家，祖父、父亲都是鞋匠，而且是最低下的鞋匠，祖父精神还有点不正常。安徒生从小没有玩伴，一生没有知心朋友。无边的贫穷导致了他心理的不健康，他很自我，喜欢炫耀，他说：“我要抓住荣誉，像贪财奴抓住金子一样”。《安徒生文集》的翻译者林桦说：“鞋匠儿子的出身是他终生挥之弗去的阴影。列夫•托尔斯泰花费了十年的时间解读安徒生的作品。他只读出两个字：孤独。”

林桦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里，他将《丑小鸭》特意放在开篇，他认为，这篇作品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是理解安徒生的一把钥匙。

在这个世界上，安徒生永远是局外人。他说：“我好像一块没有人要的垫脚石。”他恐惧死亡，精神也有一点不正常。他在日记里多次写道“害怕疯掉”。“我感觉我要疯了。”“今夜我的疯狂幻想又发作了。”“又感觉到了疯的边缘。”他甚至哀叹：“上帝给了我创作诗文的幻想，但不是让我成为等候进疯人院的人！可是为什么这种顽固的想法总在搅扰我？”

我们阅读欧洲那些文学大师的著作，其实都写着两个字：孤独。其实，准确地说是绝望。中国的古典作家，屈原、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人，其实也一样，只是呈现出来的形态有点差异，感觉似乎要温和一点，飘逸一点，含蓄一点，骨子里，还是孤独，与绝望。现代文学大师鲁迅，那就是中华文化的异端了，其孤独、绝望的形态与欧洲大师很相似了。

古人说，病蚌成珠。哪一个幸福的人，会去写作？心中没有绝望、孤独的人，谁会去写作？写那么多的文字为什么？当然，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写作，至于那些码字的、为某某而写作者不在我谈论之列。正因为这些内心极大的痛苦，带给他们巨大的精神矿藏，他们不得不写。安徒生说他的“内心有极丰富的材料”，他的“一生太短，不能用尽这份贮存”。

正因为如此，写作者都有怪癖。明代张岱说，人无疵不交。是有道理的。德国作家本雅明酷爱收藏，他说，拥有一个图书室是一种内在需求。他薪水微博，生活拮据，但一直不停地买书，有时为此还得变卖家产。他喜欢卡夫卡，手头就有一套卡夫卡全集的初版本。他说：“同对象建立最深刻的联系的方式就是拥有这个对象。”有学者认为，他是个退居书房的革命家。本雅明从来不对书籍分门别类，他的书房都是极乱的，他认为随意乱放书籍会给人带来极大的乐趣。可能这是对的。我的一位老领导就说了，学者的书房都很乱。房间的杂乱更有助于培养思想。

毕加索的画室也是如此混乱，他的墙上过着一幅很大的雷诺阿的作品，已经卷曲。有人劝他收拾一下，毕加索说：“还是这个样子好，因为那样不久你就看不到绘画，只看到个画框。只有把它放在不适当的地方，才能更好地欣赏它。”

鲁迅也爱收藏，他收藏的欧洲版画、日本浮世绘、中国汉画像砖等等，数量可观，而且品质绝佳。这些收藏肯定与他的精神世界有关，与他的写作有关。

正因为作家特殊的品质、习惯，他们内心世界的孤独，他们才会有与世人不一样的视角，他们才能有自己独特的眼光。比如周作人，就很反感唐宋八大家，尤其韩愈。他多次撰文批评韩愈。开始，我也不理解，后来慢慢地懂了。没有对韩愈的批评，也就没有周作人的诞生。一个大作家是靠反对另一位大作家而完成自己的。这是文人相轻的另一个意义。韩愈瞧不起白居易的浅俗，两人生前很少来往。黄宾虹的潜在的反面教材就是：张大千。没有张大千的俗艳，就没有黄宾虹的内美，和浑厚华滋。

年轻时读周作人的文章，体会不到他的好，却对他批评韩愈印象很深。他对韩愈真是深恶痛绝，几乎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并且撰写了多篇专门辟韩的文章，内容涉及面很宽，尤其对韩愈的道统，更是不遗余力。这里面有他对专制的痛恨。“他就成了正宗的教长，努力于统制思想，其为后世在朝以及在野的法西斯派所喜欢者正以此故，我们翻过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如何有害于思想的自由发展的了。”而且，他甚至还攻击韩愈的长相，颇有人身攻击之嫌。比如，“他的尊容是红黑圆大，唇厚，眼小如猪，我从前猜疑他好吃猪肉，身胖喜睡，后来看什么书证明他确实如此……”包括他的人品：“他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热中躁进，顽固妄诞而胆小，干谒宰相，以势利教儿子，……我找坏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

后来，慢慢地懂了。周作人批评韩愈是有他的道理的，他有他的文学观。也正是因此，他才成了周作人，成就了他独特的散文文体。他推崇质朴平实的文风，因此不喜欢韩愈“装腔作势、搔首弄姿”的“策士之文”。他说，韩愈比较古代大儒“气象愈小而架子愈大。”他认为柳宗元文章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柳君为文矜张作态，不佞所不喜。”八十多岁还写了题目直露的《反对韩文公》一文。周作人反对“文以载道”的韩愈文统，目的是张扬“言志派”文学。他推崇公安竟陵派的文学主张和实践，是因为他们的文章没有架子，自由抒写。他说：“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公安竟陵一路的文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一方面又是韩退之以来唐宋文中所不易找出的好文章。”

大作家一般都有自己的偏见，但可能正是这种偏见，成就了他们。我一直很喜欢周作人《雨天的书》序二的一句话：“我近来作文极羡慕平淡自然的境地。” 这也是我人到中年之后极追慕的境界。他说，“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后来读他的《谈文章》，其中有一句话：“做文章最容易犯的毛病其一便是作态，犯时文章就坏了。”于是，更加明白了文章不要有“腔调”，一有腔调，就坏了。 周作人认为，鲁迅的文章有时候也难免有腔调。

在这个技术复制时代，大家都涌向五泉山（兰州的一座小山），说那是世界最高峰，都在那里朝拜，独有你一人知道珠穆朗玛峰是世界最高峰，但你有没有力量、胆量独自走向万里之遥的珠峰？因为你也知道，这一去，也可能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中道崩卒。即便你爬上了珠峰，并安全回来。但无人认可你的选择，人家还认为五泉山是世界最高峰，你去的地方子虚乌有，甚至怀疑你撒谎。你怎么办？你有力量自足吗？如司马迁，如曹雪芹，如鲁迅？

思想内化为血液，外显为肉体，你才有力量走下去，暴风骤雨，风刀霜剑都无法动摇你，谈何容易？我曾想写一篇《司马迁的力量从哪里来》，无法完篇，因为我就没有力量。

康德说，天才为艺术立则。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什么是文学？其实，就是那些大作家的创造说了算。他们的敢于挑战一切，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从古人的文学成例中走出来。但这谈何容易？所以，大作家总是那么少。

陆九渊临终之时，手指腹部，慨叹道，某有绝学在此，惜无人能承当耳。那真是一种大寂寞。

文学也是寂寞的事业。

2017年6月30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幽篁古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