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很多德高望重者无法做到的。他是真的爱那些处在穷困境界中的有才华的青年。

　　早年，他相信进化论，“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他为了未来，对青年毫不保留地爱。甚至在北大当老师的时候，包括以后一辈子，都替青年跑腿，为他们校对稿子，推荐书稿云云。而有些青年也以为理所当然。也有一些青年和他反目成仇，比如高长虹，但他似乎从没有吸取教训。

　　1927年后，他亲眼见证了很多青年的并不“青年”，原来他们也可以出卖别人，可以用别人，甚至别的青年的血，来换取自己的红顶子。但是，鲁迅依然在帮助青年。鲁迅的亲近左翼，现在被人一再地与胡适比较，说胡适多么聪明，多么平易，多么和善。他们看不见那些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艰难处境，他们看不见当时的真实现状。在1930年代上海那么复杂的情况下，鲁迅毅然决然地同意了萧红、萧军的要求，和他们见了面，并帮他们出书，还为他们的小说写序。其实，得到这样待遇的青年很多，比如叶紫，比如艾芜，比如徐梵澄。徐梵澄老人晚年写的《星花旧影》等文，可以看到鲁迅的伟大、温暖。

　　但鲁迅也是有个性的，从来不会委屈自己。他和青年的关系，好多也最后弄僵了。比如和徐梵澄，后来他都懒得见他了。徐梵澄晚年撰文怀念鲁迅先生，依然执弟子礼甚恭。也对自己当年的莽撞有后悔之意。

　　只有几位早逝的弟子，和鲁迅关系尚可，可能还没有到破裂的程度吧？因为鲁迅喜欢的青年都是极有个性的作家青年，而且大都来自底层，性格怪异，家庭穷困，非常敏感，很容易意气用事。胡适来往的大都是青年学者，学者大都平和、稳定。

　　鲁迅的《忆韦素园君》是一篇佳作，老师写弟子，写到如此程度的，少之又少，可以说罕见。但他一生中这样善始善终的弟子，好像并不多。

　　鲁迅自己也说过，如果柔石不早逝的话，他们可能也闹翻了。《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鲁迅写道：“由于历来的经验，我知道青年们，尤其是文学青年们，十之九是感觉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极容易得到误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话是这样说，其实他是不回避的时候居多。比如他为左联五烈士写的这篇文章，就不是随便哪个人敢写的。钱理群说，鲁迅写到青年的暗暗的死，就情不能已。大概是真的。这也是他和胡适不一样的地方。胡适没有这样的青年朋友。

　　鲁迅与萧红的关系，后来也比较微妙。这一点我们看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还有她和许广平在鲁迅辞世后的来往书信，也是能感觉到一点的。他们俩大概也是很难在一起待下去了。

　　鲁迅先生，终于还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极有个性，爱护青年，扶持青年，但从来不会迎合青年，敷衍青年，讨好青年。他觉得无法相处，就坚决不来往，不怕前功尽弃。这一点，也是绝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这也就是鲁迅。

　　我说过，鲁迅走到了中国文化的边缘，无处可去了。某种意义上，他真是中国文化的异端、另类。他不愧是学医出身，早年学过矿务、水军。科学精神深入骨髓。他真是有话直说，从不虚与委蛇，更不故意抬高年轻人。他是一个真正求真的人。按中国惯例，人死为大，人死了，就说点好话。但鲁迅偏不。

　　这也可能是有些弟子最后与他关系僵化，甚至开骂的一个原因。他不苟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