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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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兰州大雪，下午，太阳出来了，雪水开始融化，站在窗前，看雪水在楼外滴滴答答地掉着，忽然有一种回到老家、回到童年的虚幻。楼外，有人敲门，邮局送来陈忠实老师赠送我的宣纸本《白鹿原》，特快专递，捧在手里，欢喜至极。

记得第一次见陈忠实，还是2003年。那一年的8月，我与甘肃作协副主席阎强国去重庆参加西部文学论坛。那次会议，可谓高人云集，各显神通。会上会下，我来往较多的有北京鲁迅文学院院长雷抒雁，《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王充闾，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存葆，《红岩》作者杨益言，新疆作协副主席赵光鸣等诸位前辈。我的会议发言，第二日的重庆各大报都做了报道，还配发了我的照片。

会议结束的时候，正好“中国著名作家三峡行”团队莅临，我们会议上的很多人都是其中的当然代表。我们也机缘凑巧，一起“咸与维新”了。当时三峡行的团长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家协会主席陈忠实。一路上，多蒙他关照。这对于初次相见的我来说，真有点受宠若惊。我俩还去他的房间拜访，正好《文学报》副主编徐春萍在采访。我们谈及此事，他笑着说，陕甘一家嘛。很憨厚的，没有客气的话。我当时就喜欢上了满脸黄土沟壑的他。

那时候，正赶上酷暑，我们包的维多利亚号轮船是上等船，坐在船里，非常舒适，晚上还有鸡尾酒会。但沿路下来，地方领导接风，我们也忙于采风，却不是那么好过的。经常一上岸，就一身汗，一天下来，不知流多少汗。重庆本就是火炉，现在三峡水库又蓄水，温度更是高得不能忍受。于是，最好的时间就是晚饭后甲板上的闲聊了。到那时候，陈忠实身边就围了一大圈的人，我一般不爱凑热闹，等到人散了，陈忠实一人，或三两人在的时候，我也会凑过去，闲谈一会。他极其平易近人，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和那种顾盼自雄的优越感。记得我当时还问他：“准备写下一部长篇吗？”他笑着说：“不写了。《白鹿原》写完了，似乎没有写的了。”

船过神女峰的时候，大家都在甲板照相，我在那里与韩石山老师合影，看到另一边是陈忠实老师，很多美女、粉丝围绕着他，闪关灯在频繁地闪着。我也就没有过去。结果他招呼我，让我过去，和我合影。看来，陕甘一家，他还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团队到武汉就结束了，临行的时候，陈忠实还主动给我留了他的联系方式、电话，让无名的我，很是感动。而且一路下来，我发现陈忠实老师很会“说话”。一般来说，作家都比较个性，飞扬跋扈，放浪形骸，目中无人，我行我素，但他却不是，在所有的场合他的讲话都很得体，不卑不亢，温文尔雅。这让我大为佩服。就我的经验来说，在作家圈子里，作家都会说话，可一到地方领导接待，领导讲话层面，我们的一些作家就显得不那么得体，甚至显出穷酸相，一定要显示自己与“领导”的不一样，似乎还要高明一点，于是，讽刺、阴阳怪气，就出来了。

但陈忠实就不一样，他依然那么平实、憨厚，说的话，虽然是应酬，却让人感觉不是应酬，而是发自内心，诚恳，低调，自尊。这是我做不到，却是我非常钦服的。记得在武汉的时候，一大批武汉的名作家出席欢迎会，武汉主席池莉看到我们的队伍庞大，在讲话里就开始幽默了：作家应该以个人出现，跟着这样庞大的队伍采风，会淹没了自己，会找不见自己。她的话，我是同意的，但在这样的场合，作为东道主却不是很适合。我们的很多作家经常讲一些真理，没有人可以反驳他，但在特定场合，却显得不伦不类，感觉很迂腐。轮到陈忠实讲话了，我为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话头不好接呀。结果，他的老道，以柔克刚，将现场气氛推到了高潮。他说：刚才池莉女士说我们人很多，会淹没自己，其实，我们现在人已经很少了，好多同志今天早上已离开队伍了。我们从重庆出发的时候，要多达60多人。如果那时候池莉女士也一起出发的话，她不但不会迷失自己，还会找见自己。会场上掀起了一片掌声，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那以后，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与陈忠实老师再没有来往。后来我为了撰写《田小娥论》专门去了一趟西安，收集资料，并打的到白鹿原上呆了一个上午。但没有去找他。我的原则，评论发表之前，不愿与作家见面，怕话不好说。毕竟我们是中国，要讲究一点人情伦理。文章写成后，我寄给了《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先生。李先生又把稿子给了陈忠实，稿子里是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的。他看后，同意发表，说写得不错。后来他在给我的电话里，说：“你对田小娥的分析，我是同意的。有些学者认为我在小说里肯定了家族制，我怎么会肯定家族制呢？”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声音提高了，似乎有一点气愤。但很快地就缓和了。然后话题转到了朱夫子，我觉得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很成功，但可以看出他的努力，他的心灵里的那种感觉。我就问他：您读过新儒家的书吗？他说没有，我没有读过。我知道他塑造朱夫子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感觉，那种来自农村大地的直觉。所以，在理论层面说，是有一些先天不足。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最后，他告诉我，他写作《白鹿原》，主要读了《崛起与衰落——古代关中的历史变迁》一书。但他手中已经没有这本书了。后来我托雷达的博士李清霞女士从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一份。那一次谈话，我们持续了大约半小时以上，当时我在甘肃武都讲课，这里靠近四川，是当年的蜀道，正好是中午，窗外的嶙峻的山峰，在阳光下静静的矗立。

这此后，我们的联系主要就是短信了。但一般我不敢发，因为陈老师不会发短信，只要我发去短信，他就立即打来电话。当然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很高兴，但总觉得太唐突了，浪费他多少时间。后来，看到《小说评论》连载他的《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我看了几篇，有点着急，就发了一个短信过去：希望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撰写，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最好少说话，更不能如此大篇幅地陈述。《白鹿原》是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最少50年内依然是人们的话题。作者说多了，堵塞了小说的可阐释空间，影响了作品的生命。这无疑是一次自杀。发出去了，忽然感觉有点莽撞，心里有点忐忑。陈忠实很快打电话过来，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文章已经基本写完，他尽量不谈作品。还说到有出版社约请他写自传，他一直没有写。我说这个倒可以写写。他说，很多话不能说，还不如不写。我无言。

后来发表的创作手记最后一章，有一段文字就是因我而发。但他隐去了我的名字。他说：“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小说评论》连载的两年时间里，我也听到了不少好话，无疑给我增添了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和劲头，恕不列举，以免自吹之嫌。倒是一位年轻批评家的话值得记取，他给我的手机发来短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立即停止《白鹿原》创作手记的写作，作家说了评论家就没法儿说了。这个简短的短信，直捣我最软弱的神经，证实了我的担心和忌讳，就是作家不必解释自己的作品，前述我曾在和魏心宏约定之后矛盾迟疑了整整两年不能动笔。我的忌讳，现在被这位“忍无可忍”的年轻评论家的直言证实了。我自然相信他无恶意，因为我和他原本完全一致，只是我后来在‘亏欠’心理的不自在情况下，改变主意写起这组写作手记来。现在，事已至此，小册子预定要写的内容也只剩下最后一少部分，只能继续写下去，算是了结了一件小小的工程。这位年轻评论家曾写过《白》书的评论文章，电话里通过话，却未能遇得谋面机缘，他的坦率令我敬重，当即回话给他，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却难得把剩下的小小尾巴舍弃不写。”

一位名满天下的大作家，面对一位无名小辈的“直言”，却如此虚心接纳，并记录在自己的作品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感愧至今。他在电话里，还说，有些评论家电话还希望他写得更详细一些，并列了一些问题。他拒绝了。我觉得他做得很对。其实，面对一个已经出版的作品，作家，和读者一样，都没有什么特权。更何况这个作品已经面世16年了，已经接近成人了。就如父母亲生下儿女，并不见得就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的儿女，尤其随着儿女的长大成人。这个规律对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当更有效。因为真正的作品是有自己的生命的，作家在创作的时候，是鬼神附体，不由自主，甚至是一种迷狂的状态。当作品完成了，他那个状态也再也不会回来了。一个作家一生能有这么一次，就已经非常幸福了，真正的大师级的作家，往往可以有两三次。但大多数作家，一生连一次都不会有，他们的“作品”其实都是“技术产品”，并没有自己的生命，或者说他们“生产”的只是“产品”。对他们来说，写什么都无所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情感”投入。

2009年9月，西安召开第三届海外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我应协会会长陈瑞琳女士的邀请，参加了这次盛会。大会安排我与《沧浪之水》的作者，著名作家阎真同居一室。会议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开幕式上，陈忠实、贾平凹、李国平、叶广芩，还有西安的领导都出席了。会议第二天，陈忠实宴请阎真，我叨陪末座，大约有10多人，济济一堂，谈得很尽兴。陈老师的和蔼、平易，又一次当面亲身体会，颇为感动。宴席散后，他赠送我和阎真自己的新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其时，阎真的小说《因为女人》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不尊重女性，他觉得对自己是一个误解。在人民文学社新版的《因为女人》里，他专门写了一个比较长的后记，澄清这个问题。听了我的观点，他也同意，说要从后记里删掉那些辩护文字。后来，他也没有给我寄他的新版书，我就不知道他删了没有。我一直认为作品一旦问世，作家不是不可以说话，但不到关键时刻，最好沉默，尤其不能提供“标准答案”。因为，文学毕竟是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如果都有了标准答案，那谁还会去阅读作品？作家提供的标准答案，会窒息作品的生命。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是需要不断地阐释，不断地误读的。它是一个多棱镜，每个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另一面；它是一重大海，每个人都可以是其中的一滴水珠。当然，对那些肤浅、单调、流水线“制作”出来的所谓文学作品，作家说不说，意义都不大，我也懒得理他们。

此后，与陈忠实先生就又很少联系。今天春节，陈忠实老师打电话过来，问我的详细地址，说要赠送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白鹿原》，我非常高兴，又怕丢失，就冒昧地说，那您一定要挂号哦。他笑着说，当然。在电话里，我们又谈了话剧版的《白鹿原》，我刚看完碟片，还是从北京人艺买来的。我认为郭达的鹿子霖演得很好，濮存昕的白嘉轩不错，但不是很到位，濮还是太书生了，那一双忧郁的眼睛演李白可能非常成功，演白嘉轩似乎不够。当然，最差的是宋丹丹的田小娥，整个是一个糟蹋。当然，最精彩的还是那几位老人，陕西秦腔老腔，真是酣畅淋漓，过瘾。陈忠实也基本同意我的观点，也为话剧删去了很多内容感到惋惜。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话剧两个小时左右，包括电影，怎么能容纳小说那么广博的内容呢？然后说到最近改编的电影《白鹿原》，他说自己不太满意，都快要放弃了。言语之间，很失望。我说，其实，名著的改编电影、电视剧、话剧、秦腔等等的其他艺术形式，都是一种二度创作，也是一种宣传，不管好与不好。真正的杰作是很难改编的，也是可以永久改编的。只有那些三流之作，永远改编出来，比原作都精彩。他在那头憨厚地笑着，然后说，有空到西安来，我请你吃羊肉泡馍。“泡馍”两个字，中间稍微有点停顿，而且发音较重。

摩挲着三册宣纸本《白鹿原》，线装，红色的封皮套盒，竖体排版，装帧典雅，古色古香，一种幸福的晕眩感隐隐浮现。我曾说，有一部《白鹿原》，对一个作家来说，足够了。这确是一部可以当枕头的书。而家里珍藏一部宣纸本《白鹿原》，鬼神都不敢来了。古人不是说了吗？家有诗书宜子孙。

2012年2月12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2月25日改定

（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730070）

（线装版《白鹿原》，作家出版社2011，定价4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