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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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开始喜欢上张爱玲了，读了她的绝大部分作品，还有传记、论文，自信对她是懂得的。先后写了两篇文字，一篇是关于《小团圆》的，已刊于《中州大学学报》，有几位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中还提及小文，颇有肯定之意。一篇是今年写的，9000多字，题目初定为：恐惧阴影里的天才。先在某高校做了演讲，并有报道，大家都说好，朋友还索要文字稿，但都没有给，因为我比较珍惜这篇文字，没有发表出来似乎不愿意让别人看。袁枚说，老夫才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我是没有出阁不许看，看来“进步”多了。

文章定稿后，给了《名作欣赏》，说拟刊，原定今年，但看来要到明年了。后来才看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新出了《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遗稿继承人宋以朗整理出版了他父母与张爱玲的来往书信，不知什么原因，大多是节选，一些还没有入选。买来了，想看看，有没有补充资料，或我的判断是否有误。可是太忙，心绪烦乱，好几个月过去了，这两天才有时间阅读。谁知一读就不可收拾，连续几日，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读完了。

真是一册好书呀。宋淇夫妻不愧是张爱玲的知己，他们是懂张爱玲，并尊重她的。看他们夫妻的文字，也是不错的。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张爱玲的文字，虽然横跨50年，文字一贯的老道苍凉，天才毕竟是天才，不承认是不行的。

当然，最让我欣慰的是，读完了书信，我发现是有一些新资料，但不补充进的我的文稿，完全可以。因为我的判断，或者我的直觉，是基本准确的。有时候，话不能说得太满，给读者，给作家都留一点空间，可能更好。而且，说得太多，总感觉对张爱玲太残酷，人生已经很艰难了，为什么一定要说得那么清楚呢？她说过，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蚤子。虽然是研究者，但对研究对象还是要有一点恻隐之心，不能逼人太甚。这可能也就是宽容吧？老家人说，日月长在，何必那么忙乎？

阅读她的晚年书信，知道她的艰难非常人所及，她的恐惧阴影更是与日俱增，幸亏有宋淇夫妇这样的知己，为她分担了许多的重负。对此，她是感念的，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么无情。但晚年的苦境，还得自己亲身接受。比如，1991年10月9日，“从wilcox信箱取回的报上发现一只蚂蚁，吓得我赶紧换地方。”然后说：“报纸全扔了。”看得人无话可说，人生至此，也是无可奈何。邝文美1985.12.15信中说：“想到你独在异乡与虱作战，我们帮不了忙，只觉得人生充满了无奈，自己那么无用。圣诞就在眼前，满街是辉煌的灯饰，也提不起兴致来欣赏。”宋淇1986.7.17的信中说：“这真是一个没人相信只有你自己一人作战的抗战，八百孤军名义上孤军，究竟还有八百人在一起。”

虚幻的虱子恐惧，成为了张爱玲晚年的日常生活，她的辗转、挣扎也自然可想而知。不断地搬家，不断地丢弃东西，但内心的恐惧依然增长，以至完全占据了肉体。她1995.7.25信中说：“皮肤病又更恶化，药日久失灵，只有日光灯有点效力”，于是，一天廿三小时坐在家里的日光灯下，甚至不仅怕跳蚤，开始也怕蚤卵。她说过“但愿你的一切烦恼都是小事故。”可惜，她自己都做不到。

国人动不动拿“道德”说事，其实是很可怜，也很卑鄙的行为。道德虽然重要，但绝不是万能的。对有些人来说，连自己都救不了，何谈救别人，比如民族？张爱玲的虱子之患，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文化之患。她的不幸童年，大家族的不幸遭遇，导致了她终身的“残疾”，心理上的，包括生理上的。好歹还有文字，让她可以自救，否则，结局很难预测。

我在微博里谈“个体”，有网民质疑，匿骂，我一概不理，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个体”。网络的暴力狂欢，正是国人的“集体”表现，而非“个体”。我们什么时候懂“个体”了，也就理解张爱玲，民族才有大的希望。没有“个体”，也就没有“宽容”。我多次说，一个心中充满仇恨的人，是不幸福不健康的；一个充满仇恨的民族也是可怕的民族。只有先卸下自己身上的枷锁，你才有资格去救赎别人。尊重每一个“个体”，应该是我们的信条，宽容他人，也是一种自救。暴力的狂欢带来的不仅是个体的毁灭，更是一个民族的毁灭。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智慧，而不是盲目的暴力。

《张爱玲私语录》确实是一册很好的书，它让我们懂得了恻隐，懂得了宽容，懂得了什么是尊重，懂得了什么是人生之艰难。读完了，我甚至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如果1949年后有合适的土壤，张爱玲是还能写出优秀的篇章的，可惜时代太仓促了，没有给她这个机会。她说过，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略感遗憾的是， 宋以朗先生出于某种考虑，好多信件并没有收入，但留下了痕迹，或说明，很多信件都做了大的删节，用【……】标明。他说，关于宋淇夫妻与张爱玲的通信全集正在整理，将于日后完整出版。那就只好翘首以待了。不过，《张爱玲私语录》已经出版的张爱玲部分书信，已经让我们有福了。

人，还是不要那么贪婪。

2011年11月30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

（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