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5月21日   文学报　有删节

每次阅读李建军的文章，都感到一种温暖。阅读他的近著《文学因何而伟大》（华夏出版社2010），更是在寒冷的雪夜，得到一炉火。他写过一篇文章：《文学的纪律》，其实，文学批评也需要纪律，“乡愿”之辈是不配从事文学批评的。他说：“纯粹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意味着对文学的一往情深的爱，意味着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价值而表现出来的勇敢而执着的精神。为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判断，为了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些真正的批评家的内心充满了难以遏抑的激情和冲动，很少考虑直言不讳的坦率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后果。”说这是夫子自道，也不为过。

纪律，是任何行业的底线，本不用多说什么，只是现在这个时代，什么都被“解构”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在一个“无所谓”的时代，坚守纪律，才这么艰难而伟大。李建军的优秀，不仅是坚持一个底线，虽然这也非常难得，更是一种眼力，判断作品优劣的眼力。这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

就像傅雷之于黄宾虹，当世人都没有认识到黄宾虹的价值，当他们都不把黄宾虹的画作当回事时，年轻的傅雷认识到了。1943年他们开始通信时，傅雷才35年，黄宾虹已经80岁了。但目光如炬的傅雷，以自己深厚的学养，超人的艺术眼力，看到了一个中国山水画大师的诞生。当时人认为黄宾虹的画，“顾山不是山，树不是树，纵横散乱，无物可寻”，傅雷却认为：“滂湃淋漓，变化万千，如此绝艺，如此精神，令人倾倒不已。”并说“倘事平之日，能有机缘追随左右，口述笔录，任抄胥之劳，则幸甚矣。”可见倾情之切，并亲自筹划、举办了黄宾虹书画展。

由于中国文坛的芜杂、重利，作家急速地市场化、世俗化，伟大的作家作品还没有产生。于是，李建军主要担当了文坛清道夫的角色，以他的火眼金睛把那些文学垃圾清理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这个活不仅很累，也很得罪人，因为没有几个人会认为自己的东西是垃圾，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天才，是没有发现的文学大师。

但李建军依然固我，从不言退。就此书来说，很多篇章都在继续这种探索和坚持，如《文学批评：求真，还是“为善”》《文学批评的绝对命令》《文学之病与超越之路》《真正的大师》，都在摆事实，讲道理，可谓笔锋如刀，让一些人清醒，让一些人汗颜。他的另一些关于经典大师的文章，如《契可夫：一只低掠水面的海鸥》《美好人物及其伦理》《忏悔精神与精神复活》《站在恺撒的对立面》《朴素而完美的叙事经验》等文，对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伟大文学传统，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剖析，确实发人深醒，启人甚多，也呈现了他优秀的眼力。

他从来不苟且，这种不苟且是学术的不苟且，也是为人的不苟且。某一年，《文艺报》约请众批评家推荐一年来的优秀小说，人家都是一大堆。他只有一句话：从来没有发现过，因此，也无法推荐（大意）。让人看出了他的决绝。我们知道，李建军对十九世纪俄苏文学有很深的研究，在文学批评方面，他对别林斯基可以说情有独钟，有着非常扎实地研读。这也是许多“著名”作家得到他的批评后，恼羞成怒，而又无话可说的原因所在！

这种不苟且就是一种道德坚持。他说“在我的批评话语中，伦理尺度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有人非议他的这种批评尺度已经过时了，其实，不是这种尺度过时了，而是我们的作家太“超前”了。人类只要存在一日，基本的道德标准就不能丧失。管子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是这个道理。而作为人类精神象征的文学作品，它在本质上是伦理性的。约翰逊博士说：“人只要用理性来思考，就会思考道德问题。”“一个作家永远有责任使世界变得更好，而正义和美德并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当下文学界的恶骂鲁迅，就是一种道德沦丧的表症。当大多数作家失去起码的道德约束时，鲁迅就是一个让他们非常尴尬的巨大存在。而文学界、文化界的低俗化、委靡化，也是道德碎片化的结果。

在文学界大谈“技术”的时候，在作家高呼我们就是“匠人”，并以此为荣的时候，李建军站出来，告诉人们，他们这是一种逃避，一种渎职。而对那些颠倒人类价值观，“创造”反人类作品的所谓著名作家，李建军毫不留情，痛加针砭，直言他们这是一种卑鄙，根本不是他们以为的“伟大”或“优秀”。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技术”的时代、市场的时代，文学的世俗化、低俗化，乃是必然的归宿。李建军的道德坚持，他关于文学的道德的研究，是当代文坛罕见的，也是必要而杰出的。

不过，伟大的批评家与伟大的作家是同步诞生的，没有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哪里还有圣伯夫？没有英国近代那些伟大的小说家，哪里还有利维斯？没有唐宋伟大的诗歌，哪里还有严羽的《沧浪诗话》？再往小里说，没有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百花齐放，哪里还有胡风、李健吾、茅盾、沈从文、李长之？你批评的作家作品本身就是不入流的货色，那你的批评文字又承载在何处？又如何能对后世产生良好的影响？

我曾多次给他说，你去批评某些作品，真是不该，那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他告诫我要有耐心，他说，我不能容忍这种赤裸裸的谎言和欺诈。一个社会的文化如果想有一个正常的环境，就必须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指出问题。我之所以总是批评他们，实在是不能已于言，实在是觉得问题太严重了，到了不谈不得了的程度了。这时我总是想起叶公超的一句话，他在鲁迅去世后，在怀念文章中说，鲁迅生前骂过的人真的没有一个配他去骂，那些人真的不值他的一颗子弹。

这是李建军的悲凉，也是这个时代文学的悲凉。

很多所谓的文学大师们，面对李建军的凌厉批评，无词以对，而又恼羞成怒，于是开始编造各种谎言，比如李建军是报私仇啦，是想出名啦，而且是骂名人来出名，动机不纯啦。等等。真是莫名其妙，哭笑不得。李建军说了：“我希望那些因地缘、学缘、血缘而结成神圣、牢固的精神同盟的人能够明白，靠嘁嘁嚓嚓的流言蜚语和鸡毛蒜皮的闲言碎语虽然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论敌的精神杀伤和人格羞辱，但却无助于我们追求文学批评的理想境界，无助于我们克服文学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无助于我们解决我们所面对的困难。”

很多作家虽然敬佩李建军的人，可还是有许多误解。他们以为李建军是一个没有温情的人，只知道刻薄的批评。其实，倒不是如此。他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而已。面对文学，他真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2007年8月我们在兰州观看舞剧《丝路花雨》，他感动地眼泪都下来了。我们去看甘肃省博物馆的出土彩陶，那些精美的藏品，让他流连忘返。明代李贽倡童心说，真是一刀奏理，一个世故的人是无法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那些所谓的大家对李建军的猜测只是自己内心的反映而已。李建军即使是在朋友的聚会上，经常也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激动，而拍案，而骂娘。有时从旁静静地看他的激动，真的很感慨呀，如此一个富有童趣，毫不知人情世故的批评家，真的让人很温暖。

毫无疑问，李建军是一位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他有着过人的眼力，也坚守着文学批评的纪律，高扬着道德的大旗。疲弱而沦落的中国文坛需要这样的批评家，也需要他那些让人感到温暖，让读者明辨是非的著作，比如这本《文学因何而伟大》。

2010年2月26日写于兰州黄河之滨南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