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发展迅速，但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急需优秀的批评家进行评析，并在一个较高的层面进行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可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一直没有很好地担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因为，在很多作家的心目中，批评家就是他们的寄生虫，依附于他们才能生存。而批评家也普遍具有这种自卑心理，觉得自己不会创作，对作家也不敢直言。加之中国固有的与人为善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批评就只有说好话了。批评的缺乏独立品格，导致了中国文学评价的迷茫与紊乱。

雷内·韦勒克在《哲学与战后美国文学批评》一文中写道：“批评就是识别、判断，因此就要使用并且涉及标准、原则、概念，从而也蕴涵一种理论和美学，归根结底包含一种哲学、一种世界观。”略萨说：“文学评论可以成为深入了解作家内心世界和创作方法的极为有用的向导；有时一篇评论文章本身就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小说或者长诗逊色。”诺思洛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的“论辩式的前言”里也论证道：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是文学的寄生虫，批评也是一种艺术，批评家也是成功的艺术家。

所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要走上健康的道路，批评家首先应该调整心态，在认真研究文本和作家的基础上，用独立的精神姿态进行作家作品的深度阐释、解析和批评，而不要做吹鼓手或侍从，应该认识到文学批评并不是附庸，它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明代书法家王铎说：“文要胆。文无胆，动即局促，不能开人不敢开之口。——笔无锋锷，无阵势，无纵横，其文窄而不大，单而不耸。”如果批评家面对一部作品，瞻前顾后，连基本的自信都没有，基本的胆气都没有，那批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胆识，有胆才有识。顾忌多了，哪里还能出现什么识见？恐怕连文字都无法站立。王铎说：“文要一气吹去，欲飞欲舞，提笔不住，何也？有生气故也。”只有有生气，才是一篇好文章。当然，那种乱吹捧的文字，并不是胆识，而是堕落，是沉沦，是文学批评的耻辱。有些学者大喊当代中国文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些学者批评我们对当代文学有太多的偏见；可翻遍他们的文字，只有判断，而没有论证。有的学者对一部刚出版的小说，就大肆吹捧，捧到了经典的程度。但是阅读他们的文章，却缺乏基本的证据和推理。他们只是大言欺人！

英国著名批评家利维斯针对当时英国文学史上“经典”充斥的现状，认为必须有人站出来作价值判断或重大的甄别，从而形成“一种正确得当的差别意识”。同时，他还认为对一些作家人们交口称赞，可对他们的真正卓越之处却缺乏共同的认识。他的《伟大的传统》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优秀的批评著作，在世界文学批评界影响甚大。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批评经常针对的是当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所以对批评家来说，就有了许多外在的压力或诱惑。批评家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往往会涉及到作家个人的俗世影响、地位、脸面、感情，对作品的批评经常被作家认为是对他们人格的否定，甚至还会招来官司之灾。一些优秀的作家也承认批评的任务就是剔除伪作，并对优秀的作品进行深度阐释，但当批评落到自己身上，还是难以承受，甚至对自己作品的独到分析，有时都无法接受。作家无法理解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解释也仅是众多批评中的一种，并没有特殊的权威性这一文学批评的基本常识。

那么，作为一位严肃的文学批评家，我们该如何作为？首先，我们一定要守住一个先定原则：不能进行人身攻击。当然，这只是前提，任何公民都无权对另一位公民进行人身攻击。做为作家也必须清楚，批评家对你作品的批评永远不是人身攻击。你的作品一旦面世，任何读者都有说三道四的权利和资格。其次，文学批评家必须坚守批评的底线伦理：必须对你所阅读的作品做真实的言说。文学批评家的天职就是说真话。求真务实应该是批评家言说的基本职业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职业底线。即便面对一些影响很大的作家，批评家也不能跟着他们的意愿走。他们的言论、观点仅是你进行批评的参考，不能取代你的思考和观点。批评家李建军曾撰文提出文学批评的责任伦理，我认为非常及时而中肯，可对于当代中国批评界来说，这个要求有点高。因此，我这里单提底线伦理，我们能做到说真话，就已经很难了。

但在目前的中国文坛、学界，学者、评论家往往囿于各种因素：主观因素或外部压力，经常不敢或不愿说真话。其中尤以新出版的文学作品研讨会为代表，由于与会人员大都拿了人家的钱或者是朋友关系，于是在会上就什么好话都敢说。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真正的批评家倒好象是在无事生非了。

李欧梵说他一旦认识某位作家，就不会写他的评论了。这里面确实有他的难言之处。作家虹影经常在欧洲居住，她说：“我的半个基地在欧洲，欧洲的批评家，是很活跃的，报纸的书评一针见血，不留情面，他们不需要顾忌作家的面子，他们不必认识作家，更从来不加入到出版社的包装中去，这种独立的评论声音，既来自学院，也来自学院外。而在中国见不到如此活跃的批评，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大遗憾。”她呼吁：“请讨论我们，请批评我们，必要的话，请得罪我们。但是保持沉默，是你们放弃了责任。”可惜有这等胸怀的作家在中国太少了。

当然，底线伦理仅是文学批评的基点，如果局限于此，则文学批评的深入还无从谈起。作为一个合格的批评家，必须还应该有更多的作为。这就牵涉到批评家理论主体的建构问题，而一个具备理论主体的批评家，一般不会突破底线伦理。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上是有理论有信仰的。现在很有一些人在呼吁宽容，但不要忘了宽容必须是有前提的。对一个尚在批评伦理底线之下的批评家，我们还能谈什么宽容呢？只有在底线伦理之上，我们才能呼唤批评的宽容伦理。

文学本身是富有动态的、经常去挑战可能性的一门学科，它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去量化，什么是好文学，什么不是好文学，标准本不固定，这就往往给文学批评带来许多困难。一个没有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没有较高的艺术感悟、艺术鉴赏的批评家，往往还不如界外人士对文学的评价更到位。我认为目前文学批评出现众多被读者、作家非议的问题，一个是批评家突破底线，丧失了批评的基本伦理诉求，为一些文学之外的因素而不敢说真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被很多人遗忘了，就是现在的文学批评界充斥了一大批对文学没有丝毫兴趣，更缺乏文学感悟力、鉴赏力的所谓文学批评家。他们落后的文学观、陈旧的知识、迟钝的文学感觉，及其对生活鲜活感受力的缺乏，都是导致文学批评急剧下滑的原因所在。文学本身的复义性、多元性、没有准确结论性，无形中在增加挑战性、冒险性的同时，也降低了文学批评的门槛，出现了一批滥竽充数的所谓批评家。

做为一个中国文学的批评家，我们还需要那种建立在现代汉语写作基础上的，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主要问题而进行深入研究、思考的原创性的精神与思想。我们的许多批评家面对一个文本，不是从自己的艺术感受出发，而是从先入为主的外部理论入手，把文学当死尸，进行任意的想当然的解读。这样的文章，貌似颇有理论，其实与所论作品没有任何关系，是一种非常不严肃的学术态度。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说，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把知识当做手电筒，不是用它去照亮世界，而是反过来，把自己弄得眼花缭乱。这种情况，以近年来急剧增长的学院批评家为主。他们在学位、职称的压力下，把中国当代文学当成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操练场、跑马场，肆意糟蹋。

我们必须清楚，那种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具备批判精神、理论品格的独立的文学批评，才是一个批评家展示自己真正才华之所在，也才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所在。

2009/11/10写定于兰州幽篁古屋

（兰州市安宁区甘肃省委党校文史部   730070）

已刊《人民日报》2009年12月29日，有删节，题目改为：文学批评要讲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