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期《久思文存》

文学史回避不了他

（四）

为什么苦难能够吸引人？

其实并不是苦难有什么价值。那些黑煤窑里的苦难的矿工，从没有听说有什么小姐、白领去看中他们。真正为苦难罩上光圈的，是张贤亮们用文字打造在这种苦难上的英雄主义光环，在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中，张贤亮空口说白话地把放牧、暴风雨、睡于马槽等等生活中最极致的不堪，描写得像圣殿一样具有程式化、献祭化、神圣化，马的鼻孔里的气息、顶风雨的打击以及遍地泥泞，都像油画一般被供奉在那里，这些用文字打造出来的圣光，把苦难真正的危害给有效遮蔽了，烘托出的是一个像耶酥、像普罗米修斯、像屈原那般“上下而求索”的金刚不坏身，凝聚在这个不坏身上的创伤与血腥，都成为衬托他的英雄伟岸的风度与油彩。这种艺术的虚构的形象，又借助于影视作品，借助于帅哥靓女展现在胶片上，于是，一个苦难中的英雄诞生了。

王安忆在小说里把这种情境归纳为：“个个女孩都爱戴受过苦累的男人，就像喜欢在传奇中扮演女主角。”——这里点出了女性对这个男人的加盟，其实是想让自己参与到一个形象里去扮演一个角色，女人喜欢戏剧，正因此故，而女文青向来是做着形象的梦，而这种梦，从她们自小到大的时候就开始了，她们一直接受着英雄的梦，眼前的这个受过苦累的英雄屹立不倒，预示着他的坚强的内质，他的金刚不倒身，就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传人再世、舍利子克隆，肉身复活。她眼前的由这个男人自我塑造再加上女孩固着在脑子里的旧有想象发生了碰撞，结合起来，合金般地锻造了一个盖世当代英雄，而这个英雄与过去的“永不消逝的电波”、与“红岩”等等历经苦难炼狱的英雄如出一辙。这是八十年代文坛塑造出来的幻觉。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贤亮功不可没。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他发现了这样的苦难的英雄定位，是他把那种一地鸡毛的最平庸的发配生活，撷取出了与革命英雄主义一样的价值内涵，并大胆地把它们诉之于形象。如果没有第一个人喊出那些蒙难者也是英雄的话，也许错过那个机会，就不会有人这样奉之圭臬了。张贤亮的智慧之处，是把一个打入泥潭的下三滥包装成一个英雄。九十年代后，这样的英雄很快被弃置到文学的历史车轮之下。所以，张贤亮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节点，恰到好处地找到了一种理由，发掘出了这种英雄主义包裹着的一种英雄图影。张贤亮得到的好处是，这种英雄主义重新贯通了他的过去的不堪回首的发配生活，让他的陷入泥泞的“土牢”时代镶上了“碎玻璃”（见《灵与肉》）一样的亮闪闪的金边。

这种苦难，让张贤亮这个炮制者也跟着被放大了，成为过去的那个时代最伟岸的代表。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张贤亮一下子横空高大起来，令人仰视着才能看清。

然而，王安忆颠覆了张贤亮的这种英雄主义夸张造像。

在《叔叔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叔叔为了渲染苦难的典型意义，把他的发配说成是“发配到青海”，立刻，我们会出现一幅“风吹草低见牛羊”、“大漠孤烟直”的苍凉图景。在此背景下，我们立刻浮现出一个古道沧桑、但是筋肉暴绽的英雄雕塑，王安忆在小说里揭示出的却是，叔叔根本没有到那样的天荒地老的极地，而只是在安徽的一个农村，叔叔在村里遭受的苦难，也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有知识，受到村民的厚待，还能拿到工资，与村里人的生活相比，衣食无忧。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人夸大险恶的程度是有着历久弥新的传统的。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就善于夸大，而不善于精致。诸葛亮高度惊人，孔子也拥有一个姚明一样的身高，史前的帝王都是几百岁的寿星，直到我们的二十四史乃至相关的诸多历史，都是用一种夸大的方式写出来的，像“血流飘杵”、“抽鞭断流”、“怒发冲冠”都给人的是一种比划一下了的大概，根本复原不了那种原汁原味的图景，但这些却是中国历史上常态化的描述性语言。所以西方一直不把中国的历史看成是历史。“燕山雪花大如席”、“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的诗歌，也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豪放的象征，但实际上，这种诗歌本质上也是以气度意的比划，根本不能反映出实质。中国画也令我们看不到任何对现实的对应的描慕，而完全是一种印象山水。我们的传统，就是从不把如实的写法看着是正宗与正统，直到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心迹俯拾皆是。比如，在之前西藏还很难有更多的游客去光顾的时候，那些先知先觉的旅行者，总是夸大西藏的高山反应，但后来当西藏游飞入寻常百姓旅游单的时候，发现西藏所遭遇到的气压压力，远非那些先行者所渲染的那般严重。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忆把苦难的英雄打回了原形，小说里的叔叔根本没有像他自己笔下写的那般吃过千辛万苦，他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与天人合一的壮阔景象。而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张贤亮们在笔下描写的天荒地旷接触到的浪漫爱情，在《叔叔的故事》里，却是以一种丑陋的卑屈的方式展现的。在小说里，王安忆根本没有兴趣去表现这种“在水一方”巧遇佳人的浪漫神迹，而直接进入到了叔叔在平淡无味地与当地的一个女学生结婚之后遭遇到的一次“捉奸闹剧”。王安忆在小说里给叔叔留下了一个面子，对捉奸的来龙去脉作出了模糊化的处理，但是，勿庸改变的事实是，“叔叔”与村里的“一个女孩”在空无一人的小学校里被人捉住了。对这样的事情，有多种解读方式，但是，小说里我们看到最出彩的是叔叔的老婆反戈一击，破口大骂那个“女学生”勾引了“叔叔”，一举两得地赢得主动权，既抓住了沾腥惹草的丈夫的把柄，又暂时甩掉了有可能贴附在丈夫身上进而影响到她的家庭的女人的纠缠，这是一种绝对聪明的对付小三的技巧。自此之后，叔叔再也无法在老婆面前抬起来头来，他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上都被钉在耻辱柱上。这构成了他在那个他虚构的英雄主义的年代的真正的屈辱的历史，所以，后来叔叔来到省里，他一直想遮掩他的这段历史，不想把这段历史的任何痕迹抛售给别人看，然而，他在乡下的儿子进城了。这让他再次闪回他的过去的屈辱的记忆，这时小说就进入到日本电影《人证》中的一个悖论中去，影片里的八杉恭子因为当年与美国黑人同居，生下混血儿子，而不得不多少年后杀了这个寻母上门的儿子。在《叔叔的故事》里，我们看到在叔叔功成名遂的时候，当这个记载着他的屈辱生活的真相、粉碎他的英雄主义神话的儿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基本采取的是一种与八杉恭子相一致的策略，就是把儿子除掉，只不过小说里王安忆用的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办法，让儿子进行了一次欲罢不能的“杀父”壮举。可以看出，在小说里，真正的叔叔的艰难生活里的屈辱真实，是他亟需借助于他的造梦的虚假文字来进行偷换的。王安忆把这一切真相发掘出来，只不过想说明的是，苦难里没有什么价值，如果这种苦难是光彩的话，那么只能说是一种欺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