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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是数字媒体继续耀眼的一年，新媒体蓬勃发展，自媒体的概念也逐渐成熟起来。各种开放平台的出现，意见领袖们的活跃都为数字媒体的火热添砖加瓦。以 Amazon 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平台的崛起和成熟，除了让传统出版商黯然失色外，也让广大作者们看到一条新的出版方式：“自出版”。也就是说，一部作品从作者直接到达数字出版平台，剩下了中间的很多环节。

美国一位惊悚小说大家巴里•艾斯勒（Barry Eisler）最近的决定在美国出版界引起轩然大波。他拒绝了出版商提供的价值 50 万美元的预付款，选择自助出版。他认为作者并不需要出版商，而是将一切事物外包，并在相当程度上掌控所有的行为，避免出版商对自己的作品指手画脚，从而获得更多的收入。在这场讨论中，舆论对数字化时代作者的权力表现出了极大的肯定，但是在“自出版”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谁将负责作品出版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这也是当下网络出版的普遍问题。

“自出版”过程中“编辑”工作的缺失让出版界很是焦虑，评论员哈里特•埃文斯就坚定的认为，以作者为主导的图书在线出版和出版商主导的出版物有着巨大的差别，而且涉及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图书和文学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传统出版中，“编辑”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麦克米兰出版社的编辑，《乱世佳人》这本书也不会这么火，历史上最著名的编辑是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他在西蒙与舒斯特做了数年，曾经为许多知名大作家担任过编辑，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重视细节的传奇，甚至可以细致到逗号究竟摆在哪个位置。也正是因为对细节近乎苛求的追求，才有了众多可以流芳百世的优秀作品。

哈里特•埃文斯认为：毕竟，电子书也还是书，任何以书的形式出版销售的东西，即便它比商店里卖的便宜，作者可以赚更多的钱，它也应该尽可能做到最好。

在国内，有很多一流、二流的数字作品，因为读者喜欢，也可以赚钱，那么就会降低对编辑的要求。只要有狗血的内容和近乎疯狂的宣传，那么对作品品质的追求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在数字出版的过程中，编审环节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通病，所谓的“编辑”也沦落为“黄赌毒剪刀手”，改错字的，编辑段落的，等等，对数字出版内容编辑职能表述不清，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编辑环节进行简化。似乎在传统出版界中对编辑的不满和对审查的压抑都在数字时代中爆发了出来。

杰夫•诺顿在一篇文章中呼吁道：编辑价值才是出版商的灵魂。他说：

就出版业来说，我曾听到过出版公司的高层夸耀说只有他们能为作者支付预付款（这对于专靠写作为生的作者来说是特别重要，但其对于那些满腔热情的文学创作者的吸引力就相对较小），并且只有他们能让图书被摆放在大型连锁书店最显眼的前台展示桌上（这一点也同样重要，但在数字图书商店盛行的时代，其重要性也已被弱化），但我认为出版商们所发挥的最重要的作用，却恰恰是他们最不愿去宣扬称颂的一点：编辑的作用以及将作者的手稿编辑加工成可阅读的图书读物的编辑流程。

编辑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将一部手稿从印刷单页组合成一部成型的图书（或者数字文档），还在于同作者一道，共同将一部作品中核心的创造性优势挖掘出来，将该作品最好的一面固定在书页上。

尤其是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是最不受重视的一环。在目前数字阅读混战的时代，拿什么优势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呢？正是要看中这个行业中最稀缺的一环——对编辑的重视程度。

我们追捧唐茶、追捧多看，在我看来他们在众多数字出版品牌中能获得用户的追捧，正是源于对图书编辑环节的重视。恰如唐茶对《史蒂夫·乔布斯传》那样的偏执，才赚足了口碑，打响了第一炮。

那么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的职能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吴燕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她认为数字时代的编辑应该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编辑应成为知识消费和共享过程中的意见领袖。数字出版产业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内容产业,在网络中,不仅有以知识和意见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流”，也存在着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影响流”。在信息的发布、回复、评论、分享过程中，影响力总是从信息位较高的用户流到信息位较低的用户那里去，从而产生了网络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opinion leader)”。

在数字化时代，意见领袖基于人际圈或趣味圈中的各种虚拟或真实关系，通过较高的发言质量和频率，逐渐成为网络中舆论引导者，，其传播影响力不可小觑。意见领袖现象体现了互联网的逻辑，即决定传播效果的力量更多地来自注册用户和访问者的集体力量，而不是传统社会常见的资本和权力；同时，在这里知识传播不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互动的，知识传播已经转化为知识消费和共享。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编辑在向网络传播中意见领袖转化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一个优秀的编辑，必然是该专业领域的专家，编辑的职能要求其社会交往能力极强，并且编辑的媒介素养要远较一般人为高。编辑向意见领袖的角色转化，不仅有助于其选题策划能力的增强，更能在舆论引导和网络营销上发挥极大的作用。《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在谈到微博的作用时曾说：他的新浪微博一夜之间聚集的“粉丝”抵得上《三联生活周刊》十年累积的订阅量，这种力量是传统期刊出版业不可想象的。

第二，编辑应成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设计组织者。数字出版时代中，传统的单一、平面、静止的内容生产方式在向复杂、交互、立体、跨媒体的知识生产 (knowledge produce) 转变。在数字传播环境下，知识产品都会倾向于寻求所有的传播渠道实现其传播，以求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这是知识产品的商品属性所决定的。这要求编辑充分调动各种资源,充当知识生产的设计者和组织者。从对产品的市场分析判断开始，到对选题新生长点的捕捉，对产品价值准确的判断，对传播渠道的充分选择，对市场营销的策划安排，对用户体验和反馈的敏锐捕捉，无不要求编辑具有极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操盘能力。

2008年底，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中文在线等机构联合将冯小刚首部长篇小说《非诚勿扰》以传统图书、互联网、手持阅读器、手机四种形式同步出版，随后《非诚勿扰》贺岁电影上映,形成五路出击的传播格局。这个出版事件后来被《中国新闻出版报》评为“2008年中国出版业十大事件”之一。这是数字出版时代知识生产的典型案例，意味着内容作为生产力，可以而且必须打破行业壁垒，突破行政管辖的条块分割，极大地发挥效应。它也意味着编辑工作是一个由复杂要素构成的系统工程，编辑必须一身担负“设计”与“施工”的双重任务，并要在现代传播中发挥一种组织和协调的作用。编辑在制定选题之后，必须把成熟的决策分解成个别相关部门的行动，推动、组织作者进行创作，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使传播渠道畅通，保证设计蓝图成为现实。

第三，编辑应成为数字内容的深度加工者。勿庸置疑,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浅阅读”的时代，浅阅读就是阅读不需要思考而采取跳跃式的阅读方法，它所追求的是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的愉悦，是后现代主义的现实表征，体现了消费主义的倾向，预示着印刷文化向视觉文化的转型。知识生产的许多领域都已经反映出这种特征，2010年流行的微博更加剧了信息碎片化的程度。

与此同时，搜索技术的发展又开辟了个性化内容需求的广阔市场。数据挖掘 (Data Mining)、知识发现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等技术可以使内容消费提升为高层次的知识消费，即由单纯的被动阅读向目的导向、问题驱动的主动搜索转变，超文本技术和内容聚合技术 (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 则可以将以特定阅读兴趣为目的的内容定制和推送成为现实。借助现代技术的发展，“深阅读”乃至“创造性阅读”成为可能。这为编辑提供了用武之地。

在海量信息泛滥，并且呈碎片化分布时，编辑应该对信息进行深度加工，在内容的经典性、专业性、主要性上下足工夫。这是适应市场的需求，也是编辑对抗文化轻薄化、戏谑化、庸俗化、垃圾化的责任所在。国际著名期刊《经济学家》、《纽约客》在全球期刊发行量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实现逆势增长，就是始终坚持厚重感、文献感,坚持经典性、专业性的结果。信息时代走到了极限一定会走向反面，人们会需要更加重要、坚实的内容，不是空洞的、垃圾的信息，而这就是内容生产在信息时代生存的根本。

文章作者：Chaos

文章来源：TECH2I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