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稗类钞》里有一则关于李渔的记载，读后极为惊骇---没错，简直令人惊诧莫名！著有《闲情偶寄》等名作的一代名家李渔，居然曾经是“夜盗官银”的大盗！
在徐珂的笔下，“盗贼类”一节，赫然专列一条“李笠翁盗库金”，而且首尾衔接，故事完整。其云：李渔少时载酒大明湖，与一帮“裘马翩翩”的贵胄子弟竟日游。清初，官宦子弟皆习武，众人聚在一起，贵子弟强拉李渔“布库”（摔跤也），李像沙袋一样被“颠仆之”，然全无怒色，爬起来若无其事，或自嘲，或逗乐，故此一众玩伴儿都很喜欢他，“乐与游”。忽有一日，李渔对大家言，“历下（指山东济南）风土，诸公子当倦游览矣。广陵（指扬州）靡丽为三吴冠，可买舟作广陵游乎？”这帮子多金有闲的“浪人”，于是从李渔倡议，“载数画舫，联樯南下”。花天酒地盘桓弥月，李渔突然摆酒请大家。席间，李渔“遍拜诸人”，请求援手相助。众人笑言，所请何事。李渔开口即道，“吾需金数万，诸公子不能相假。吾知运司库金银无虑千万，（以）诸公子材武，盍助渔取之？”闻听此语，诸人相顾骇愕，不作一语。李渔怒，遂威胁，诸公子如不相帮，李渔自己可以自取，然定会“祸嫁诸公子”。眼见如此胁迫，“诸人不得已，应之。”遂随李渔夜行，只见李渔“巨跃如飞，先登岸”，又“疾趋，登运库屋，揭瓦斩梁，驱诸人探身下盗金。自操刀踞屋顶瞭望，备有变。诸人负金出，驱诸人先行而自殿后。”抵舟，心思缜密的李渔一边给诸人斟酒压惊，一边威胁，“诸公子身下盗库金，而渔居屋顶瞭，事发，不必首渔而从诸公子也，诸公子幸好自爱。”故事至此，诸公子归后，再不敢与李渔相处，也不敢声张此事，而李渔所盗库金，究竟不知作何等用途云云。
所谓运司库，是指扬州的运司衙门，其全称为“两淮都转盐运使司”，故址现在扬州市东圈门西入口附近。运司衙门负责大清食盐的运销、征课，隶属于户部，无疑是进出以千万计肥得流油的部门。李渔“夜盗运司库库银”，《清稗类钞》中的这则记载，令人莫辨真假---若云其假，徐珂何以不吝笔墨写入书册？若云其真，其他文史资料何以不载其事，而现代研究李渔的专家，也不辨其“冤”？
李渔是中国文化史上大师级的人物，他是清初著名戏剧家、美学家、园林家，更是敢为天下先的出版家兼文化商人。然而，他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又被时人目为品格卑下的“怪物异人”。清顺治十八年进士董含，就曾毫不客气地指斥李渔：“性龌龊，善逢迎，遨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备极淫亵。常挟小妓三四人，遇贵游子弟，便令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术，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不齿者。”携带着芥子园调教出的昆曲家班女戏（即所有角色全部是女伶），频频奔走于权贵巨贾之门，一住数月，套用种种借口索取馈赠，不但重创了李渔的声誉，而且也被人把他当作了清初最著名的“秋风客”。清《永宪录》称这种“探望索取”，为“无厌之辈”。清代曾任苏州知府的胡可泉，在自己的衙署中贴了一幅对联：“相面者算命者打抽丰者，各请免见；撑厅者铺堂者撞太岁者，俱听访拿。”在胡知府的治下，打秋风者与诸匪类并列，可见秋风客如李渔者流，是多么的不受待见！
作为芥子园和芥子园书铺的主人，李渔具有特别超前的经营意识和知识产权意识。对于防不胜防的翻刻盗版，李渔毫不留情地予以追究到底：“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为了守住自己养家糊口的文化产业，李渔无疑得罪了许多坊间的书商，以及“吃文化饭”的掮客。这些人，借李渔自身的缺点乃至于污点，无端放大，以一作十。“秋风客”叠加“反盗版”，使得李渔的声誉，即便在他生前，也呈现出毁誉参半、尖锐对立的状态。
综合考量李渔的个性及风评，《清稗类钞》中所载的“盗银案”就颇多可疑之处。其一，扬州运司库库银失盗，事涉清廷的重要财政收入，官府焉能悄无声息，不予追究？其二，如此重要的藏银重地，居然无有兵卒把守，任由李渔一众人等“揭瓦斩梁”，如入无人之境，由屋顶缒下而从容得手？其三、如此动静并不小的团伙作案，山东至扬州来去经月，几条船几多人尽知案情，难道几无一人自首邀功洗脱自身，岂非咄咄怪事？加之李渔“盗银”说，几乎只有《清稗类钞》言及，如此“孤证”，难免不让人猜测，厌于李渔“打秋风”者，恨于李渔“反盗版”者，共同“联手”通过这种口口相传民间故事的样式，来诋毁李渔，糟践李渔，所谓“三人成虎”者是也。唐兰先生在《古史辨》中言，“《史记》记事中十之二三不可尽信”---“无韵之离骚”尚且如此，何况一般之史料笔记呢。
对于被别人诟病为“秋风客”，李渔自己也有悔过式的认知。晚年，他在《多丽.过子陵钓台》一词中写道：“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然而，功过相衡，李渔无愧于伟大---读《笠翁十种曲》，读《十二楼》，读《闲情偶寄》，他之伟大在字里行间汩汩而出。
“此身不作王摩诘，身后还须葬辋川”---由生到死，浪漫一生属李翁！
李渔像（网络图片）
(2022-07-24 1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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