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cbh

今年世界卫生日(4月7日）的主题是“抵御耐药性：今天不采取行动，明天就无药可用”，直指全球出现的”滥用抗生素“现象。中国是公认的“滥用抗生素大国”，不过卫生部医政司医疗处处长焦雅辉当日澄清，流行的“我国每年有8万人死于滥用抗生素”这一表述并不准确。坦率地说，我们从卫生部发言人的话中没有得出数字是严重高估的，这不是反驳性的言论，只是强调“情况非常模糊”。

中国是抗生素使用最泛滥的国度之一，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可以从药品销售和抗生死占治疗费用比重中反映出来：据全国性调查，中国最畅销的前15种药物中，有10种是抗生素药物。而据几十个城市的抽查，中国住院病人使用抗生素类药物的费用占总治疗费用会在50%以上，而西方国家则在5%-30%之间。卫生部也承认，中国抗菌药物使用率和使用强度较高，68.9%的住院病人使用抗菌药物，平均100个患者一天消耗80.1人份的抗菌药物。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曾上央视春晚的“千手观音”节目，演员都是耳聋残疾者，但他们并非先天，而是年幼时过度使用抗生素所致。

“抗生素滥用”在中国、甚至全世界之所以非常严重，传统的观点认为，是患者对于流行性疾病的“速疗心理”，例如希望通过使用抗生素迅速将感冒“压下去”，从而减少更长时间的不适感，然后医生对患者心理“投其所好”，并在私利的驱使下，开出更大剂量价格更昂贵的“新版”抗生素，从中获得医药代表的“回扣”。然后，形成螺旋式的“叠合效应”，患者对抗生素越来越依赖，免疫能力越来越差，而医生使用更多品种的抗生素使得细菌的耐药菌株越来越强。有趣的是，耐药菌株的生长速度要比新抗生素开发速度“快多了”，这意味着科学很难在节奏上打败细菌。

患者处于“无知之幕”，医生并不愿意将长期利好的治疗方案推荐给患者。所以，目前解决方案的立足点就放在对医生和医院的考核上，比如规定抗生素用量在处方中比重，医院整体抗生素使用水平超平均值则被公示甚至降级等等。

但是，它并没有考虑患者的激励，实际上，在很多医患关系纠纷中，患者认为医生治疗“并不给力”，当医生作出“不能过度使用抗生素”的时候，有些患者会愤怒地指责，所以医生必须表示“我已经开出最强的治疗方案了，出现问题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必须为患者的长期健康考虑，甚至愿意失去医药回扣好处，而患者却可能暂时看不到这一努力，那么医生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医生如何从患者的长期健康中获得收益，从而有激励地阻止滥用抗生素？

这才是“抗生素滥用”的根源问题。这还包括“抗生素滥用”更触目惊心的领域：农业部门。最早的超级细菌就是来自于生香肠，瑞士科学家发现12种抗生素对其不起作用，细菌不是食品加工所致，而是动物体内形成，这跟畜牧业滥用抗生素有关。其实，现在人类面临的大量棘手的病毒都是这个问题。比如猪链球菌（禽流感相关）就是因为很多国家长期在猪饲料里面添加低剂量的抗生素，作为防疫和提高猪肉产量的手段。疯牛病据说也跟抗生素有关。欧盟曾经调查过中国、东南亚等国海产品抗生素滥用情况，青霉素、土霉素、诺氟沙星等抗生素类残留量非常惊人。于是，农业部门也是如斯困境：高产量是最终的利润来源，这是农业部门激励的来源，而消费者的长期健康并不是，它也不会提供任何激励的机会！

所以，全球抗生素滥用的问题，之所以几十年都无法解决，是因为还没有一种机制设计来处理长期健康中的“利益溢出”，欧美人通过医疗社区化，让医生和患者沟通，部分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但他们严厉的抽查也无法解决农业部门的抗生素激励问题。像中国这样大量人口、迅猛城市化、人口高度流动的国家，医生面对“一次性”的患者，很难顾忌信息沟通，更不论农业部门的激励问题。中国必须要长期面对抗生素滥用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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