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下被称为当代石油的“数据资产理论”，我知之甚少，应该是都达不到一知半解的程度。但我不是不重视它，相反，我非常认可那些对“数据”在社会活动、特别是经营性的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阐述。
实际上，我在早年的实践活动中，就对“数据”在计划和管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有一些认识--，当然那时脑子里还没有“资产”“资源”的概念。可以说算是数据管理的最原始萌芽状态吧。
1987年，我被调入市司法局政研科当副科长，因为我在还没上岗时就提出自己的缺点：是水平和意识都不到位，所以不会写那些统一格式和要求的讲话稿之类的“正式文章”。于是，领导支持我继续做律师业的研究工作。
在完成了两篇文章的写作（一篇是《大中型国企承包经营浅论》，另一篇是关于大陆台湾经济交流的分析--忘了题目了，当时这两篇文章还形成了一些影响）之后，我提出一个“理念”性的东西，叫“律师的社会贡献率“，而这个”率“的情况到底如何，在做具体律师工作时，我是没有一点底的。所以我向组织建议提出两个建议：1向法院了解每年案件的受理数量和律师担任代理人、辩护人的数量；2和市里各相关部门建立情报沟通的绿色通道（主要是涉及法律事项的有关内容）。局领导表示支持，局长还特别提出让我先开始着手落实法院的调研（还帮助我做了联系）。
于是，我开始从天津高院经济庭开始（因为我一直从事经济法律服务，多次到高院经济庭出庭，对此比较熟悉）进行调研，高院经研究后给予了我很大支持，把当年受理的案子情况和有关资料向我做了介绍。
但，世事变化且不由人，组织上出于考虑我的职称评定和解决“级别”问题（虽然干了五年律师工作，但在机关是不能参加职称评定的），同意我先调回“一法”参加职评，然后······，然后因为一法又要我担任经济科的组织工作，所以······，所以，市局的那两项关于数据调研的“设想”我就没能继续。
但那时的我，似乎对于数据有些特别“爱好”，在汇报工作时，我特爱用数据讲话，因为我觉得数据是支撑论点的最根本依据，包括在市里组织的大会上，作为一法发言代表，我组织发言稿和发言，内容都是满满的数字。后来，在管理我们自己的事务所时，我也一直参考有关市场数据做出我们的年度工作计划。
不仅如此，在律协做服务工作时，也照方抓药，还有意外收获呢。
一次，
在戴市长组织调研会上，我当时“灵机一动”，决定完全脱稿（经当时局长同意）向市长做汇报时，我先报了京津沪三市的GDP和三市的服务业附加值的数字，又报了三市律师的人数和“创收及纳税”数字，报完数字（不少与会者还没明白过来报这数字有啥意义时），市长就点头说了三个“很”：这三组数字很好、很重要、很说明问题·······，接着就向我更深入了解如何发展律师业的想法。
这类例子不少，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把数字和资产联系起来，但数字的重要性，我可是深有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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