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遇上挠头的案怎么办？

　　时下的做法是先由承办人向法院内部审判庭领导请示。庭里如果也下不了处方，则向分管院长请示。院长也感束手无策时，则提交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委员会由正、副院长及若干资深法官组成，有权对重大疑难案件作出决定）。我们可以将此戏称为“诸神会诊”。令人尴尬的是，遇事没了主张，是神仙也难免的，审判委员会当然也会偶而“失灵”。此时，案件会被逐级上报，从而取得上级法院的指示。此与我国古代的“取旨定案”何其相似！  

　　对于这种通行于实践的内部请示制度，法官们乐此不疲。桌面上的理由是极为正当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也是真实的——对案件负责，对当事人负责，保证办案质量。这种“会诊”的结果是：案件的判决虽然仍由三名审判员署名，实际上却是“大家”合议的结果。表面上看，判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实际上却是一种司法集体主义的体现，是一种司法过程中的“大锅饭”。

　　司法“大锅饭”制度的首要弊害是导致“程序虚置”。

　　在任何一个国家，法院的判决总是备受尊重，不允许其它机构动摇。法院判决之所以具有如此高的权威，并非仅仅因为它是“法院的”，而是因为判决是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才可以产生出来的。法院之所以成为法院，不是因为法官头上顶着国徽，腰里别着手枪，“上管天，下管地”，而是因为国家在组织法院的同时，就为法院规定了一套完全不同于政府的组织和运行程序规则。程序规则是全人类千百年经验的结晶，是人类有序生活的根本保障。不同的程序被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交通规则被用来保障车辆有序流动，而诉讼规则被用来确保对一起纠纷进行公正、合理的决断。程序才是法院的权威和生命力真正所在，是法院的命脉所系。国法之所以准许法院撤销政府的决定，不是因为法院比政府“大”，而是因为法院有着比政府更为严格的组织、程序规则，从而使法院的决定更科学、合理。失去了程序约束，法院也就顿失所在了。

　　程序的要义在于程序自治。程序自治的一个原则是，程序只能约束参与程序的人。通过程序作出的决定不能指向程序以外人，无论这个人是在大街的游荡，还是在衙门里办公。法院不能无由来地对一个不相干的人下判，也就是说，法院的手不能伸得太长。

　　程序自治的另一个原则是，通过程序产生的决定只能由参与程序的人作出，程序以外的人不得参与决定的作出，原因也在于程序以外的人不受程序约束。由于程序无法约束程序以外的人，也就无法确保他们的意见是出于公理、良知。为免法院的决定出现闪失，程序的相应地禁止程序以外的人把手伸得太长，把持案件的判决。

　　就诉讼而言，实际参与程序的是原告、被告和审案法官等。一切的程序规则就是为他们设置的，程序主要对他们起作用。如果定案的人不是审案的人，而是程序以外看不见、摸不着的“高人”，则程序的效用就会大打折扣。因为他们不在程序之内，程序对他们不起作用，程序的魅力对他们无法展开。当此之际，程序对于法官就成了一种摆设和道具。当事人如果知道主审的人定不了案，他就会对庭辩失去兴趣，而专心致志地“运动”那些能够“拍板”的人。至于他的“运动”方式，就只有天晓得了。

　　集体主义的通病是权限不明，责任不清。集体的利益众人均沾，集体的错误却无人引咎。由于法不责众，实际上也无法追究集体里的每一个人责任。司法“大锅饭”的弊害也正在于此。集体定案如出了问题本应由集体负责，然而，这恐怕只是桃花园里那些仙人们不合时宜的想法。因为当真正发生错案时，对此负责的人只会在云雾山中。主审法官说，这是庭里意见；庭里说，这是领导意见；领导说，这是审委会意见；审委会说，这是上级意见；上级怎么说？——这是下级的问题！结果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判决像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作出的。司法“大锅饭”使对法官道德上的归责和法律上的归责都失去了可能。

　　司法“大锅饭”还会使上诉制度化为乌有。上诉制度要求上一级法官对一审的案件再一次全面、客观地的审理，并作出完全独立的判断，以便在作出最终判决前，尽可能地消灭下级法院的错误。由于“内请”制度的存在，一审的判决在作出前往往已通过“内请”得到二审的“点头”，一审的判决实际上就是二审的判决。当此之际，上诉要求改判当然很难。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自煽耳光？  

　　司法“大锅饭”使法官可以不为自己的判决负责，法官没有了责任感，擅权也就成为必然。律师们顺理成章地失去了钻研业务的兴趣，明智地将他们的战场从法庭内转移到法庭外，向权势弯腰低头。法庭上的舌战让位于酒桌上的推杯换盏。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失败后恨恨地说：“如果某人管理人类事务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就必然产生傲慢与非正义。”思谋一通先哲热剌剌的话，再回忆一下法官冷冰冰的脸，由不得叹道，——还是柏拉图聪明！

　　司法改革于今已成为热门话题，然而改革调子应该怎样地吹？或许“各村有各村的高招”，然而，打破司法“大锅饭”应当是其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