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益阳文昌阁

正值己亥腊月，益阳文昌广场竣工，昔日益阳县文昌阁得以传承。文昌阁作为地方文化诉求的依托, 代表着当地官民的祈求文运昌盛的美好夙愿。文昌阁一直处于文化建设的主导地位，备受政府和民间的高度重视，但历史上的文昌阁屡建屡毁，益阳县志曾多有记载。

文昌阁由来久远，与星象命运关系密切，道教认为：文昌明,文运将兴。文昌源自于魁星、文曲星和文昌星。魁星，指北斗七星的第一星天枢，即贪狼星。也指北斗七星中前四颗星，即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的总称。魁星是道教中主宰文运的神。魁星信仰盛于宋代，从此经久不衰。文曲星，是北斗星中的第四颗，名称天权星，也是魁星中的第一颗星，民间将魁星与文曲星等同含义看待。都是主宰天下文运的万乘之尊。道家学派演易卦将天权星定名为文曲星。文昌星，《历记天官书》所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星，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是文运的象征，原本是星宫名称，不是一颗星，共六星组成形如半月，位于北斗魁星前，因其与北斗魁星同为主宰科甲文运的大吉星，所以同文曲星混为一体。实际上是两码事，文曲星是北斗魁星中的其中一颗星，而文昌星则是六颗星的总称。但文昌星与北斗魁星太异曲同工而同称为文昌斗魁。

另外，有传说，西晋末,梓潼张亚子,奉玉帝钦命掌管文昌府和人间禄籍。之后，道教又将梓潼神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 并尊之为“帝君”，或者说是帝君化。最后完成梓潼神与文昌神的合一，即人神合一。必须指出，这一点很重要，涉及文昌阁的来由。

从周朝以来，历代都相沿制订礼法，列入祀典。隋唐科举制度产生以后，文昌星尤为文人学子顶礼膜拜，有谓文昌“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对文昌均有优隆的封祀。唐明皇狩蜀,传说神迎于驷马桥,因而追封为左丞相,唐僖宗播迁,文昌亦育助,封为济顺王，但此时还没有与功名利禄挂钩。宋代,科举制度一度得到重视,于是各地祀祷文昌神保佑功名利禄,风气尤盛。至延佑三年, 元仁宗为振兴科举,“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帝君,名其祠曰‘佑文成化’,而其时始设科目取士,士大夫因谓科目之柄,实文昌司之,而天下学校多立文昌祠矣。”因文昌星和梓潼帝君同被道教尊为主管功名利禄之神，所以二神逐渐合而为一即为文昌帝君。文昌帝君，一般认为他是主管考试、命运，及助佑读书撰文之神，是读书文人、求科名者所最尊奉的神祗。其受民间的奉祀，元代大封文昌并将其祔祀于地方儒学的做法,延续至明清并得到进一步强化。于是各地文昌阁（楼、祠）或者魁星阁、奎（通魁）阁、奎星阁涌现。 

益阳文昌阁或源于益阳儒学，这里儒学就是指的学校即县学，还可以叫学宫，但文昌阁并不是学宫，益阳县儒学始建于宋代，具体年代无考。县学目的是科举制度童试录取后准入县学读书，再准备参加进士考试。古代官办教育机构的体制是学校与祭祀机构一体。宋代封建基本上“独尊儒术”，儒学正统应该祭祀孔子，一般叫文庙或者圣庙，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被奉为官学，到北魏“郡 县各立学祀孔子”，庙学制度得以确立，如是“有学必有庙”。也就是说儒学（学校）实际上包括教学（训）系统和祭拜系统（文庙）。儒学本应该与文昌神无关，或者说儒学是官学，而文昌崇拜则是一种民间的意识。正如前面所述，虽然宋代就开始了祀祷文昌神，但学校流行设立文昌祠在元代，之后，明内阁大学士李贤在《文昌祠记》中提到，“尝见天下郡邑学校，往往有文昌祠，而不知其所谓。”可见明代文庙有文昌阁已经很普遍了。由于二者具有共同的人文基础，因此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和谐共存的局面，并共同延续至今。不过益阳文庙和文昌阁在历史上确有分分合合的情况。 

宋代早期益阳是否有文昌阁（祠）值得怀疑，可能益阳文昌祠在宋代晚期甚至元代才出现在益阳儒学。县志记载儒学在益阳城西门外，元代末毁于兵燹。洪武十三年知县田俊重建。同治益阳县志有记载：“文昌阁旧在儒学东，明代隆庆四年（1570）知县石震建。治南龟台山麓旧亦有文昌祠，天启间(1621-1627)知县邓元忠建，明季均毁”。此时益阳儒学其制完备，“益阳县学宫最盛于隆庆五年（益阳县儒学记，江闿，乾隆益阳县志.卷二十）”。之后，即明代中期。明孝宗继位后,经礼部议决,经皇上下诏,拆毁“其祠在天下学校者”，明末学宫毁于兵燹，自然文昌祠也遭毁坏，文昌阁。

康熙年间吴（三桂）逆战乱，学校又遭毁坏。康熙二十年，江闿来益阳县任知县时，“见岿然仅存者唯大成殿也”，“若名宦乡贤及文昌阁则徒存基址耳”（益阳县儒学记，江闿）江闿开始修建学宫，“文昌阁亦成”。康熙四十二年，知县祖彰重建学宫，但文昌祠并未重修就调任安化。之后又废，在旧址建忠孝祠，康熙五十五年知县赵世禄建议采取甃石为岸，将文昌阁修于烟波洲，洲前建有义学，但洲后有贺姓久居并称所居之地属民，开议遂寝，义学亦废。此计划并未实现，后又有计划准备把烟波洲石头移到西门修建文昌阁，还是未成。

乾隆十三年知县高自位倡邑民卜建文昌阁于龟台山尊经阁旧址。为什么要建于龟台山？然以当时的地理形势而言，仍首选烟波洲，当时知县与多位士人商量，大家的意见是：“益邑山川清淑，旧有龟台之龙洲书院、图书妙合亭、烟波洲之斗魁阁楼、贺家洲之三台阁、孟家洲之玉皇阁，皆鼎峙下流，塞浦口，聚地气，以人工参造化，故先代人文称盛。迨经并兵燹，荡焉无存，而人文稍逊矣。兹欲建文昌阁，当卜地烟波洲尤为中流砥柱之所。”于是知县高自位偕同官绅士摇小艇，登洲亲自考察。考虑到河流的冲击及甃石为岸的代价，最终决定将文昌阁建于龟台山。龟台山“地势扼江抱郭，十洲连络潆洄，气吞八九，为邑左下流锁鈅、天作地藏钟秀之区也，且方位于学校适协巽维。青乌家（堪舆家）谓：巽峰高秀，应发魁元，建阁培峰又正以人工参造化也。”风水先生说，龟台山在益阳县城东南方（巽），为风水宝地，东南方山高，必出状元。正如前面所说，早在明天启年间，龟台山麓就有文昌祠。但大家都念念不忘烟波洲，并且，贺姓在乾隆癸亥将地转买于何姓，再有邑人买地捐之，这样成为官地，两地地契存与县库。于是在烟波洲旧址再建魁星楼，两工并举，相继俱成。分别题有“资水文明”和“中流砥柱”。一时“台楼与阁隔岸对峙，星垣璨烂，朗映资江”。令人吃惊的是，“阁楼甫就而获隽者六人”，当时南省各地绅士啧啧称奇，益阳当地人“咸谓有明迄今未有如是科之盛者也”，正所谓“云路扬清”(长沙知府吕肃高题）也。

龟台山文昌阁其制八楹，高三丈五尺，广六丈，上为阁，以安神像。下敞其中为堂，前为书院，旁为斋舍。文昌阁地实为原龙洲书院尊经阁旧址，乾隆二十五年文昌阁改题尊经阁，祀先师四配，移文昌帝君于五贤祠。考虑到文昌帝君与五贤在一起，实在不妥，道光二年，邑人张永爵于五贤祠后建尊经阁，祀先师四配；再移文昌帝君于前阁。

为了保证文昌阁的运营，乾隆十三年，其时阁田有：十六里田一石三斗，给主持僧早晚供应阁务；十八里田一石（一石约六亩三分）五斗及八里郭萧氏捐地四石，为阁中岁修之费。此外，还有龟台山田土一十五亩六分；龟台山塘一口一亩一分；龟台山基地二处共七分；治东孟家洲土五十九亩，为魁星楼香灯之资。嘉庆六年, 清廷以文昌帝“主持文运,福国佑民,崇正教,避邪教,灵迹最著,”比照关帝祭祀等级制定了文昌祭礼仪规,规定每年有两次由礼部主持的大型祭祀活动,这样益阳文昌帝君庙每岁仲春以诞日致祭，仲秋颁日致祭，祀以太牢(猪牛羊三牲)建。祭银二十三两，当时祭祀礼仪十分繁复，以显诚心，以求文运。

之后，文昌阁岁久坍塌，又历经修复。由于文昌阁位于资江南岸，祭祀活动只好在考棚或者明星池庙进行，很不方便。咸丰元年，邑人士倡捐建庙于学宫之东，咸丰二年，粤匪寇益阳，文昌阁毁坏，知县林廷式重建文昌阁，阁成于咸丰八年。同治益阳县志对这次修建有详细记载，并有益阳清朝岁贡姚绍崇《文昌阁记》。

同治益阳县志圣庙图（建于咸丰元年，文昌阁位于东斋与西门之间）

民国十三年（1924年），著名革命先烈熊亨瀚，在文昌阁创办进步刊物《资江》，宣扬新文化，新思想。民国十五年（1926年），临时中共益阳地区执行委员会机关设文昌阁。民国十八年（1929年），文昌阁被民国当局改设教育机关，后附设民众图书馆。抗日时期，将中后两殿改为忠烈祠，神龛横匾书“浩气长存”。正中设有抗日阵亡将士牌位，两壁挂有将士遗像。民国三十三年，民众图书馆重新移入，接着开办益师附小。1963年，益阳县拆除忠烈祠，建立县花鼓戏剧院。至此，文昌阁仅存部分作剧院前厅，共余部分皆荡然无存。

必须指出，现存的所谓文昌阁建筑，实际上是文庙的主建筑大成殿（见上图），文昌阁或纳入儒学（文庙、圣庙、学宫），或者附属在傍，甚至拒之门外。明清时期，文昌阁都有不在学宫的时候，儒学大成殿与文昌阁是两码事，至少有三点明显不同：建筑上，儒学为建筑群，大成殿为儒学核心建筑单体、恢宏雄大，文昌阁则是在儒学门内东偏一小块地上的小建筑体；文昌阁曾多次离开儒学或者废弃，如康熙年间知县江闿重修以后又废败，其址改为忠孝祠；奉祀对象不同，大成殿内正中奉祀孔子塑像、画像或“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文昌阁祭拜文昌帝君；体制不同，儒学为官办，文昌阁为民间祭拜，虽然后来文昌阁也被朝廷纳入官祭。上面同治益阳县志圣庙图可以看出，学宫和文昌阁是分开的。所以把儒学（学宫）甚至大成殿说成文昌阁是完全不正确的，上面说的民国之后的文昌阁历史实际上是文庙的历史。

是年之末，文昌广场全面竣工，广场位于资江北堤上，离古文昌阁地不远，居会龙山大桥与西流湾大桥之间。文昌广场包括中心楼文昌阁、两侧游廊及其连接的东亭、西亭。中心楼主体为八角楼，两侧东亭、西亭为四方亭。可谓杰阁高峻，石栏周围，雅亭对峙，回廊逢迓。登阁远眺，志溪帆落，甘垒依营，西湾如画，亭树犹存；住足细听，碧津喧渡，关濑湍鸣，庆洲渔唱，白鹿晚钟。

人道明，人文重，正气树，纲常立。人能存我心，天必赐汝以福。千百年来，阁著文脉，熟振书声。今逢盛世，大功告成，将见魁星闪耀，文运宏开，必有扶摇而直上者，余盖拭目俟之。

益阳魁星楼（挪威差会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