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六天的旅程，回到了上海，有些筋疲力尽散架的感觉。除去2天在路途中的舟车劳顿，一天梵净山，一天苗王城的观光，在学校呆了2天1夜的时间，看着那些熟悉的笑脸，那些熟悉的感动，那些熟悉的场景，不断交织着曾经的回忆，让我一次次的莫名的开怀，莫名的感伤，莫名的骄傲，莫名的失落，莫名的感动着。

梵净山很美，是那种脱俗的美，虽然很多次告诉自己不要进入寺庙，在有太多的俗缘未了之前，不过可能只是因为弥勒的笑容可掬，我还是欣然入寺了。而后爬山，虽然杜鹃还没有开，虽然没有爬上金顶，虽然在一片云山雾罩中，蘑菇石只是隐隐绰绰的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我喜欢这种纯粹的干净，恐怕我的这种喜欢是旅伴未曾感悟的，恐怕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慢慢明白，瓶子的自由是无法被主流的价值观或者责任观所束缚的。

而后，开始不断地接到孩子们的问讯，老师你什么时候来学校，问题从哪天渐渐缩窄到几点几分；而后，同事告诉我，你的运气很好，正好可以赶上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演出；而后，我开始莫名的紧张，紧张到逐一的去背诵那些我教过的孩子们的姓名，然后努力的在记忆中搜索他们的笑脸，一一对应。从那一分钟开始，我明白了，这次不是观光，而是省亲。

没有打车，而是搭中巴返校，虽然很多行李，虽然旅途颠簸，我分不清做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希望身边的旅伴更多地体验生活，抑或是在没有确认他将是陪我一世而非一时的人之前，我仍然不习惯花男人的钱，却也不愿自掏腰包的去打击男人的价值体现。

中巴停在离学校还有50米的地方，下了车，遇见了几个穿校服的女生，努力辨认后，确认不是我的学生，而她们同样仔细打量了我，然后怯怯的叫了声“任老师”，像以往一样，爽快又干脆地回答“你们好”，继而给了她们一个最真的笑容。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孩子们有时会偷偷学我的口气说“你们好”，然后欢笑着散开，这种善意的模仿不带一丝的嘲弄，我想我喜欢她们的模仿。

走进校门，除了孩子，第一个看见我的是校工杨叔，这位门卫老大爷是当地人，我很难从他的脸上判断他的年龄，毕竟我还没有能力去读懂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面部的皱褶是多少岁月写下的痕迹。过去那半年，和他的交流并不多，他浓重的当地口音是我们交流的最大障碍，但我想，他对我是友善的，因为每次的见面，他都笑容可掬，我每次下队，都是他帮忙联系的车辆。这一次他的笑容明显带着惊喜和诧异，虽然我回来的消息在老师中早已不是秘密，不过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要去通知一名校工吧。他迅速地认出了我，也让我同样欢喜，原本换了副都市look带着大黑超的我，以为大家对我会有片刻的陌生，那些不安和恐慌的情绪，在他的一声“任老师，你回来了”中消散无痕。

而后是很多老师，很多学生，这种被发现，被认知的感觉，让我又找到了那种存在感，那种宅在家里许久许久，以为自己会发霉的潮湿，一下子就被这些阳光蒸发了。

上街吃午饭，赶集的人们居然也有人认出了我，问同行的老师说“这是那个上海来的支教老师吗？她不是回去了吗？又来了？”突然对这个小小的乡镇有了更深的亲切和好感，因为这些陌生的问候。

被邀请做五四青年节汇演的评委，在被隆重介绍出场的时候，有些羞赧，那个时候的我，正在班上的学生堆里，有些不情愿的从孩子们的长凳上站起来走上了评委席。去年的校园歌手大赛我也是评委，事实上，这个职位让我很是尴尬，一贯苛刻挑剔毒舌如我，不能用专业的眼光去评价他们的表演，不能用那些犀利的言语去打击他们的自信，很是无所适从。看着台上表演的孩子，和我四目相对的时候，会忍不住会心的微笑，战战兢兢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然后开开心心的和他们合影留念。

晚上，去我的班级，是的，我的班级，给孩子们上晚自习，一进门，听到他们最热烈的掌声，我告诉他们，我答应过你们，我会回来，我做到了，你们呢？答应我好好读书的那些，做到了吗？吴幸福对我只呆1个晚上，表示深深的不满；终于回到学校的牟大哈向我投诉自己的退步都是因为我的离开；7仔说，老师，我想试着混半年，看我到底会变成什么样；连最乖的小雨点被问及是否努力去实现考上高中的承诺时，都羞愧得低下了头；一度转去好班的牛毛真，因为期中考试的失利，也在同一天回到了自己的班级。对于孩子们的不争，我多少有些不悦，对于他们对我离开的不满，我多少有些内疚，我只能告诉他们，你们不是为了我而读书的，即使我离开，你也要努力自己的未来，要去适应不同老师的不同教学方法，不能带着主观情绪去上课，实验精神虽好，但有些实验代价很大，你承担不起。虽然对于我回来这件事，许多孩子都表现得期待和兴奋，但当我面对面地面对他们，他们除了笑并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这样的孩子，和我的记忆里一样，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或者应该说他们不善于用语言表达自己，而他们的表情可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表达。

7仔有些刻意地回避我，我不知道这样的回避是因为三个多月未见的陌生，还是因为他只有26分的语文期中考试成绩，又或者是像他曾经说的那样不想再对我的存在投入更多的感情，只是在第二天他偷偷地告诉我，“抽屉里有东西送给你”。是他写的一张字条，有很漂亮的卡片外包装，字条上只有2个字“惜别”和他的签名。传纸条，是我很喜欢的用来和学生们沟通的方式，他们会把纸条夹在作业本里交给我，而我也会第一时间回信给他们，在过去的半年，给班里的孩子写过几十张纸条，对于这些有些羞涩的孩子们来说，写字比说话要容易得多。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回了字条给7仔，引用了他初一语文课本里的《伤仲永》，我告诉他，不想下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已“泯然众人矣”，我不希望他浪费自己的天分，希望他继续写作，在他告诉我，这几个月他写了些东西，却都自己撕毁了的时候，我很心痛，至今我仍然留着他写的那首小诗“秋叶”。他说，他不想给别人看，我差点忍不住想问他，那我呢？只是我最终没有问出口，因为，我知道，恐怕我没有能力及时地去读他写的东西，那么就不该给他更多的期望。

牛毛真也同样面临着很大的考验，三个多月好班的“插班”生活，让原本班级里的孩子对他另眼相待，而在学校的篮球赛上，代表好班出赛的他，在决赛中对阵自己的班级，最终胜出，免不了被原来的同学们冠以了“叛徒”的头衔，再一次回到这个班上，有很多的风言风语在打击着他原本就很敏感且脆弱的心灵。我告诉他，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错，可以不用理会那些，更不用因为想融入环境，就放弃读书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虚度光阴，当然和同学相处融洽依然很重要，在许多非原则性的问题上，不用那么计较，在了解了他的学习成绩之后，也推荐了些好的方法给他，希望不久的将来，他可以再一次考进好班，而后立足。

至于牟大哈，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依然在按照我教的方法整理英语知识点，只是语文和数学却差得离谱，而从其他孩子口中得知他依然会逃夜去上网的时候，我很生气地质问他，还记不记得曾经答应过我，如果回到了学校就一定会好好读书（去年他们曾因逃夜上网，结果出了车祸，被勒令回家反省），他的回答却让我语塞，“你教的时候，我还能听听，现在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也听不懂”。

这样的答案，在我去教过的初一班级走访后，又在一次的被告知。孩子的话，或许只是推卸责任，却让我深深的内疚，一次外来的冲击，究竟给孩子们带来了什么，是眼界的开拓，抑或是开拓后的干涸和饥渴；而当初我对他们过度的关心，究竟是让他们体会到了温暖，抑或是温暖过后得格外冰冷；那一节节我精心彩排的语文课，究竟是启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抑或是兴趣之后的乏味和疲惫？

一些我没有教过的孩子，热烈的拉着我合影留念，甚至举起相机偷拍我，我不厌其烦地对他们展露着笑脸，或者应该说，他们极大的满足了我卑微的虚荣心。校工杨叔说“我谁也不能代表，我代表不了大坪中学，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跟你说谢谢”，看着这个朴实的老人，我差一点就湿了眼眶。

学校里依然缺少英语老师，原本英语课的时间，初一的孩子只能在操场上嬉戏，他们的笑脸多少有些无奈，而我，也同样只能是无奈的笑脸。许多老师和孩子重复着同样的问题，你能回来教书吗？我想，我不能，我甚至忍不住说了句“对不起”。

“老师，你明年能回来和我们拍毕业照吗？”初二的孩子怯怯的反复着这个问题。“能，我一定”，只是我多么不希望那个时候看见我的孩子们都回到田里，或者不足18岁的年纪去某个民办的黑心工厂打工，或者那些漂亮的女生们去声色场所出卖青春。只是再一次感到自己的无奈，深深深地挫败。联系了可能提供帮助的朋友，打听艺术类院校的招生规则，希望那些有特长的孩子可以继续升学，或者学习一技之长，我不是什么救世主，但收获了太多感激的考小尼，希望能做些什么，去对得起那些感谢。

这一次返校的经历，也渐渐成为了回忆，和三个多月前的那些一样，纠杂着缠绕着，或者也许大概可能会是魂牵梦萦着，关于那些人，那些事，那片土地，那段日子，那种种种种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