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华侨的故事

——我爸爸

爸爸长期在国外谋生，我小时候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听妈妈讲，爸爸十几岁时就跟人到国外去了，象“包身工”一样苦熬了多年，才获得了劳动的自由，定居美国华盛顿，开一间洗衣店，隔几年才回国探亲一次。爸爸在美国的前段时间，都是为他的兄弟奔波。他信我伯父的话，出钱在家乡（广东台山）的圩上开杂货店；为三叔和四叔办出国，接侄儿到梧州读书。他将部分积蓄用在家乡盖了房子，我八岁那年回乡住过几天，那是两层大屋，屋后是一个园子，周围种有茂密的竹子，地面绿茵茵的，就像是民间神话里镶嵌的五彩图画。由于我们一直住在梧州，这宅子一直空着，至今也不知消息。

爸爸是个老实忠厚的劳动者，容易接受新思想，一心想靠劳动致富。他听过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宣传，为辛亥革命捐款，他很赞赏孙夫人，说她懂多国语言，帮助孙先生工作，在华侨中很有威信。

上世纪30年代，他回梧州探亲，我第一次认识他，当时我已七岁了。以前只见过他穿西装的相片。爸爸在家穿唐装，出门时头戴呢子礼帽，上衣是唐装，却穿西裤，中式鞋，提着手杖，戴只白金镶的钻戒，头发全白了，神态很威严，我经常躲着他。他带着很多行李，箱子都是差不多两米的方形。他给邻居、熟人、亲属送礼物。他不懂白话，每天扫地很勤，爱种花，读报经常念错字，他养一只小黑狗，两者在一起时，就跟小黑狗说话，小黑狗便摇头摆尾，擦足舔手。爸爸买一支一米多长的木烟管，一头装着精致的木雕烟斗，一头套象牙烟咀，他其实不会吸烟，只是经常把玩，使之油光发亮，其作用只是驱赶小动物，吓唬小孩，和做手杖用。那狗后来长得高大威武，浑身漆黑，油光发亮，爸爸对它十分宠爱。后来有人说它太闹了会变狂犬的。爸爸变将它送人杀了，那人给回爸爸一碗，爸爸没吃，难过了好久。

这次回梧州，爸爸把部分积蓄在大中路和珠玑路买了两处房产，由堂叔郁文代理出租，另有一笔钱存香港汇丰银行，供我两个哥哥在广州读书使用。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继而广州沦陷，太平洋战争爆发。爸爸无法再去美国，只好滞留梧州。1938年起，日寇滥炸广州，梧州也受到严重的破坏。爸爸的两处房产化为灰烬；我大哥在家养病，不能工作；二哥和我失学在家。全家没有收入，爸爸带回梧州的一点积蓄一天天减少。只有紧缩开支，生活日益艰难。1944年9月，梧州沦陷，爸爸打发我和妹妹跟三叔走，他和妈妈留守老家。风声越来越紧，日寇的暴行使人闻之心寒。爸爸终于带着简单行李，随着众难民逃到长洲。不几天，突然遭坏人抢劫，现金、存折、证件，无一留存。爸爸勇敢地面对匪徒，双手紧握腰带，那里面装着十多个小面值的金币，竟逃过此难。他一生在美国苦干了几十年，他的辛苦钱前半截用于帮兄弟、侄子脱贫；后半截除供大哥上大学，二哥上初中之外，全部毁于战火，失于离乱。那劫后仅存的十多个小面值金币，渗透了一生的血汗。他无以为生，无家可归。借住在二哥的同学潘东贤的父亲家；借一块地，母亲种菜，到码头做苦力，抬箱扛包，苦熬日子。

1945年，云开见青天，抗战胜利了，爸爸回到老宅。一楼的地下曾被人寻金挖得坑坑洼洼；日寇把房内间隔拆空，在那儿办“乐乡食堂”，家具全被锯短三分之二，改为日式；好一点的已被偷走，不知去向。那栋十五间房，六个小厅，二十多盏电灯的二层房子被彻底破坏，面目全非。爸爸捡些烂板把一边屋四周围上，暂挡风雨。某日青年军路过梧州，其中一位美籍军官来到我老家一带。头发、胡子全白，身子佝偻的爸爸出来用美式英语跟那军官打招呼，控诉日寇的暴行和自己的苦难。美籍军官被感动了，深表同情，掏400元美金券送给爸爸。靠着这笔钱度日，等待流亡的女儿归来。

我身无分文，带着一身疲惫，风尘仆仆回来了。几年前往贵州安顺读军医大学的二哥仍无音讯。为了生存，只好砍柴、种菜，做工。最起码的消费（购买粮食、油盐）都不够，我和妈妈及妹妹只能以稀饭度日，省下米来让爸爸吃上饭。1947年，我任小学老师，晚上和假日兼做家教，一家四人可以温饱，小妹也上学了。

因为只有我一人的工资养活一家四口，物价波动，生活也很困难。小妹不得不休学两次，一家四口有时也得吃稀饭。

爸爸年老多病，得不到好好治疗，于1958年2月去世。

我妈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随二哥在广州生活。当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于1959年7月在广州病逝，时年67岁。

                                                     此文是我母亲的遗作，写于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