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讷维
(2017-08-28 09: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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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 |
几番摧折后,花发更鲜艳
——怀念讷维
“几番摧折后,花发更鲜艳”。这是讷维在1978年的一幅作品中的题名,收集在《讷维版画选》中。看着这幅套色木刻,那一丛黄色的野菊花在大地上怒放的情景,使人想到那个时代,想到作者创作这幅作品的心情,也更怀念起作者来。
自从讷维辞世后,心里常常想起他。1985年暑假,李韶瑞同志从广州来南宁,老朋友相见,很自然地又谈起讷维和他的版画来了。韶瑞知道我怀念讷维,回广州后便替我找《讷维版画选》,但寻遍各大书店,均已售罄,后来在广州文化公园的“广州画廊”偶然买到仅剩的一本,喜出望外地寄来给我,我珍藏起来,有空便翻来看看,昔日和讷维相处的情景,又呈现眼前。
1946年我和讷维在一起时,他曾把他的一些作品送给我,我裱起来挂在卧室里。其中《沉默的抗议》、《失踪者的下落》两幅给我印象最深,那是赤裸裸地揭露国民党特务统治罪行的作品。在那个时代,美术家要是没有极大的义愤,极大勇气,是不会冒这个险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的,后来也果然由于这样的缘故被迫害了。
我和讷维认识是1946年春天在《广西日报》工作的时候。由于共同的目的和任务,使我们一见如故。讷维一向沉默寡言,虽然我和他是邻居,话也不是很多。那时生活很艰苦,住的是在郊野的竹织涂泥的破房屋,墙根一个个破洞,蛇和老鼠经常在那里进出;吃的是粗陋的饭菜。可是工作却很重,每天从晚上九时起至第二天凌晨四、五时连续工作七、八小时。讷维是编辑主任,原来只负责发稿,由于人手不足,时常又编新闻又发稿,但他从不叫苦,一上班便默默地埋头苦干。平时话不多,偶尔也会有些议论,那便是激动了的时候。记得是1946年7月闻一多在昆明被害,他看了电讯便激愤地说:“好人总是给杀害了!”
当时编辑部的编辑是同住一个宿舍里的,早晚都会见面。较有空是傍晚吃完晚饭这段时间,大家便在一块儿聊天,交换对时局的看法。1946年秋天,国、共两党虽然还在继续和谈,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蓄意破坏,内战已不可避免,所以,当时大家话题是和谈前途问题。讷维看穿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的本质,认为和平是没有希望的,最终要靠“打“解决问题,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联系到报社的情况,大家都感到在这样的报社工作,要坚持为和平、民主服务是不可能的,只有选择“走”这条道路。
讷维的生活是简朴、严肃的,工作是勤奋的,除了编辑工作外,有空便搞版画。版画这种艺术是很复杂的,先要构思、画图,然后是刻制、拓印。我们时常看到他在那里画呀、刻呀,把自己的情感也溶入了那些弯弯曲曲、密密麻麻的线条中,一笔笔、一刀刀都倾注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他依靠自学,在版画这个基本领域中走出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不能不使人钦佩!
1947年夏天,内战之火越烧越烈,国民党统治区内反内战、反饥饿的浪潮也日益高涨,就在这个时候,桂林的风云突变。在七月上旬的一天早上,天刚蒙蒙亮,讷维便匆匆地前来找我,说:昨晚军警到处捕人,报社的彭燕郊、丘林已被抓走(后来知道方亢也被捕),叫我赶快离开。我不禁一惊,忙问他道:
“你有去的地方么?”
“有的”。
“那么你赶快跑吧!”
我催促他走了。在当时紧急的情况下,我们间只能匆忙地谈上几句。
这一幕情景,后来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无法遗忘。当时讷维的处境也十分危急,而在这危急关头还前来把密讯告诉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他对同志和朋友的崇高情谊,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此后,我便不知讷维的去向,因为接着我也离开了《广西日报》,到新加坡去,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1949年秋天,我忽然在东江的游击区遇见了他,邂逅相逢,大家都喜出望外,但因在行军途中,彼此属于不同部队,无法长谈,又以为大家都向广州进军,广州解放后是可以见面的,孰料事出意外,以后我们就一直没见面机会!
解放后我知道讷维从事专业版画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十分钦佩,但却不知他在“文革”期间也大受折磨,弄得身心交瘁,更想不到“动乱”结束后几年,他便离开人间!当我接到讣告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现在,每当我翻阅他的版画选的时候,看到《苦寒欲问春消息,但看梅花冒雪开》、《几番摧折后,花发更鲜妍》这些作品时,我仿佛看到讷维一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贞、坚定的心,对他更加钦佩,而对这些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意境的作品亦爱不释手。
一个艺术家,当他通过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前进的时候,他的作品是不会被人们忘记的,这样的艺术家也是不会被人忘记的,讷维正是这样的艺术家!
(编后记)
杨讷维,(1912年10月22日—— 1982年4月11日)广西藤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常务理事及版画编委。解放前,他以作品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新中国成立后则以歌颂社会主义的新生活为题材。长期以来为版画艺术的民族化作过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国际展览,是一位有成就的木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