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父亲从新加坡回到祖国，被被编入粤赣边区纵队教导营

1949年６月，我冲破亲人的阻拦从新加坡回国，目的是要到北平（北京）去，那边的工作已经安排好了。回到香港，组织却把我留下来，说：南方快要解放，急需用人，北方的同志还纷纷南下，到北平去没有必要。于是我便留了下来，组织安排我暂时到《华商报》工作。

过了两个月，我被告知要准备到内地去。到内地什么地方？有什么任务？当时都是保密的，只是说：只能带最简便的行李。

一天，一个女同志来找我，说：组织安排我们二人结伴到内地去，途中要通过敌人的哨卡，我们二人要认好亲属关系，准备对付敌人盘查，一定不能出漏子，被敌人识破。又告诉我出发的时间，搭乘火车的地点，以及到内地的路线、联系方法等。在途中如果见到报社的同志，要装作不认识，不能打招呼，要严格遵守纪律。

“我们就扮作夫妻吧？”女同志大大方方地向我提出来。

我的脸刷地红了。过了片刻才说：“是不是认作表姐弟好些？您是表姐，我是表弟。这次就作为暑假我去看望舅父母。”

“这也好。”她同意了。

我们就一起编造两家的情况，彼此熟记。

出发这一天，我按照约定的时间赶到九龙的一个小站搭乘火车，为的是小站上下的旅客少，可以避开别人的耳目。到达车站，我不禁为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在那里候车的几乎全是报社的人，每个人拿的也都是一个小提包。因为纪律规定不能相认，所以我们都装成不相识的旅客，各自走自己的路（注）。

我们在大埔站下车，再搭乘小轮船沿着大鹏湾东行，在傍晚到达游击队控制的一个村庄，负责交通的同志早在那里等候我们了。途中的敌人哨卡，可能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缘故撤走了，所以我们通过得很顺利。

以后我们便在广东东江的游击区和解放区一带辗转。我们被编入粤赣边区纵队教导营，任务是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准备接管广州。

进入游击区和解放区，我们的生活、思想产生了一辈子难忘的变化。首先是生活上，在香港和新加坡时，吃的是鸡鸭鱼肉，喝的是牛奶咖啡，现在只能吃到粗糙的饭和菜干，喝的是白开水；以前穿的是西装皮鞋，现在换上的是粗布缝制的不合身的军装；以前住在自己舒适的卧室里，现在则行军到哪里便住到那里，常常是睡在地上、屋檐下；过去是出门便坐车，现在则什么都靠两条腿，而且每天都要走一百几十里，如果轮到后勤，到达宿营地后还要挑水、打柴、做饭，真是累到似乎全身的骨头都散架了。

生活虽然艰苦，但精神上却是十分振奋的，因为在游击区和解放区看到的都是一个崭新的世界：那些赌博、吸毒、卖淫、迷信等丑恶现象全看不见了；那些恶霸、匪徒、流氓、地痞都逃跑得无影无踪；获得解放的苦难人民都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箪食壶浆欢迎解放军;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井然。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革命就象一场大雨把整个中国冲洗得干干净净。

现在解放已经四十多年了,回首往事还是激动不已。记得前些年一些亲友曾问我:你在新加坡生活得好好的,为何要回来受苦呢?他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可能关系到对人生和苦乐的看法。中国这场革命是多么伟大啊!这不仅改写了几千年的历史,也彻底改变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贫穷落后、四分五裂、受人欺凌的旧中国迅速改变了，全世界都看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五洲四海都听得见中国巨人的声音。能够参加这么伟大的革命难道不是十分幸福的么？革命虽然艰苦，但革命者却充满欢乐，因为看到四十多年来祖国大地和人民生活的巨变，心里便觉得甜滋滋的。有人把俄国的彼得大帝比作一滴水，把列宁比作大海，就是看到封建帝皇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同。一个人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十分光荣的，这光荣无论是多少美元和黄金也买不到的啊！

   注：《华商报》是解放前党领导的报纸，在香港出版，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广州解放前夕，全部员工分批秘密撤离香港，回广州参加接管工作及到《南方日报》。我是撤离香港的第一批。

    此文为我父亲的遗作，写于1992年 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