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5日，民革中央在北京举行座谈会，纪念著名民主革命战士，中国国民党委员会创始人之一的陈邵先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央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以及许多知名人士都参加了。我没有机会参加座谈会，但对陈邵老崇敬怀念的心情，和出席座谈会的人是一样的。

我原先并不认识邵老，在年龄以及其他方面，我和邵老也相差很远，但后来我们却成了忘年之交。这完全是由于我们的政治目标一致，在一段时间的共同斗争中形成的。在这段时间中邵老的举止言行、音容笑貌都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难以忘怀。

我初次和邵老见面是在桂林邵老的家中，时间是1946年2月下旬。那时，全国和广西的局势都十分动荡，进步和反动两种力量的斗争十分激烈。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决定当时《广西日报》办报方针的秘密会议在邵老家召开了。主持会议的人正是邵老，出席会议的有张锡昌、曹伯韩、杨荣国、张毕来、张健甫、李微和我。李微是新任的《广西日报》社长，其余都是当时桂林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前身）的进步教授和文化界知名人士。

“现在政协刚开过，但有些人却要破坏政协决定。破坏和平、民主，要把《广西日报》夺去，我们是不能答应的，我们要促进和平、民主运动，要设法把《广西日报》保留下来，做些有益于民主和平的工作。有一点我们必须做到：我们决不反苏、反共。”邵老首先发言了，他的心情很激动，表情很严肃。

邵老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左派，他创办的文化供应社是生活书店被查封后能坚持进步出版方针深为读者热爱的出版社，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都很有影响，他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所以出席会议的人都同意他的意见，这样，在激烈斗爭中《广西日报》的办报方针便这样决定下来了。为了贯彻这个方针，由出席会议的人组成社论委员会，负责撰写社论，以后每周都在邵老家开会一次，讨论一周来的形势，安排一周社论的内容和具体执笔的人。每次社论委员会议，邵老都亲自参加，给予指导。他对时局的深刻见解，对问题透辟的分析，常使我们得到启发，他谈笑风生的神态，也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一段时间是我在《广西日报》工作最愉快的时候，在邵老和各位文化界前辈的指导下，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增长了许多见识，提高了分析问题的能力，真是如坐春风之中。可惜这段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多月，社论委员会的活动便停止了。虽然这样，邵老仍然在关心、支持报社的工作。

1947年7月上旬，正当我作为编辑部最后一个撤退者准备离开桂林的时候，局势突然激变，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四出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一时间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报社有三个编辑（方亢、丘林、彭燕郊）被捕，我也陷于极大困境，正在我感到孤单无援日夜苦思设法脱离虎口的时候，想到应该去请教邵老并向他告别，拿定主意之后，便在一个中午人们午休的时候悄悄地到邵老家去。邵老还没休息，看见我到来，不觉大吃一惊，说道：“你还沒走呀！你巳经被列入黑名单了。”我想不到这些事邵老也知道了，这证实了我早些时候在一个报社的家属那里听到的传说是确实的，那个家属说我已被列入黑名单。我当即告诉邵老：我就要走了，此行是向他告别的。邵老关心地问我准备怎样走，我说，现在情况很坏，我打算秘密从水路走，雇船从漓江到梧州，然后转往香港。邵老凭他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不同意我这么走，摇头说：这么走很危险，你还是向黄旭初辞职公开走较好，要他保证你安全离开。停了一下，他又说：今年春天你不是向李微提出要往新加坡探亲么？就以这个理由向黄旭初提出辞职比较妥当。我又惊奇我没有向他说过的事他也知道了。我以后所以能安全离开桂林到达香港，是由于完全按照邵老的指导去做。

我离开桂林后不久，因为革命形势的发展，邵老也秘密离开桂林到达香港，创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打击。

1948年秋《文汇报》在香港创刊，邵老推荐我担任该报驻新加坡特约记者。由于《文汇报》对国内战争的新闻报道翔实迅速，评论深刻，内容丰富多采，很受新加坡进步读者的欢迎，我便向邵老建议在新加坡建立发行站，扩大发行。邵老接受了我的意见。于是，香港《文汇报》象激浪那样冲向新加坡，影响很大，这就使英国当局恐惧，害怕对新加坡产生不利影响，不久便无理禁止进口。

1949年春天，国内三大战役胜利结束，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这时邵老应党的邀请，已到达北平（北京），他在北平写信给我，说革命需要，要求我迅速回国参加工作。还告诉我往北平的途径：先到香港找李章达、莫乃群先生，由他们帮助联系前往北平。他还考虑到寸土寸金的香港不易立足，叫我到香港九龙的文化供应社办事处住宿，这些生活小事他都注意到了，使我从心里充满感激。

我在1949年6月回到香港，按照邵老的指引找到李、莫两先生，他们都不同意我到北平去。说：现在形势不同了，南方快要解放，急需人用，北方的队伍都纷纷南下，这个时候还去北平干嘛！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同志也同样不同意我到北平去。于是在服从革命需要的大原则下，我便留在南方工作，见不到邵老了。解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都无机会和邵老会面，直到1967年12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我是在《人民日报》看到这个不幸消息的，但在当时动乱的环境下，不可能举行什么仪式对他表示哀悼，我只能把悲痛埋在心里，默默地悼念。

如今邵老离开我们已经21年了，现在的中国和他去世时的中国相比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祖国走上日益繁荣富强的道路，他九泉下有知，也会欣慰的。但是，大陆与台湾还未统一，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奋发努力，为完成革命先辈未竟的事业而奋斗！

安息吧，邵老！

此文为我父亲的遗作，写于1988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