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世界的贸易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她在中国对外交往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是为人称道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她的另一种“桥”的作用。

我从我的经历说起。1949年夏天，当我在香港遇见小英时有些惊异了：她原在新加坡读书，为何要到香港来呢？交谈之下，才知她上年已来达德学院就读。在中国革命浪潮冲击下，这个热情、纯洁、爱国的姑娘按捺不住了，她急需来达德学院学习革命理论，以便为祖国贡献力量。她是我教过的南洋女中的学生，思想进步，学习成绩优异。新加坡沦陷后，她小小年纪，便加入抗日秘密组织，十分勇敢。她1949年在港邂逅我这个老师，也十分惊喜。她当即邀我到她的寓所去，原来和她住在一起的，还有六、七个南洋女中的学生，都是抱着和她同样的目的回来的。师生相见，共叙离衷，纵论革命大好形势，高兴极了。

几个月后，南方解放，我们又在广州重逢。这时我们都穿上军装，在祖国的大地上握手，感情的激动，心中的喜悦，都是难以描述的。

时光易逝，一晃数十春秋。今年春节，我又见到小芳。我和她已一别四十多年。她也是我在新加坡教过的学生，那时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祖母了。真是惜别君未婚，今已成婆婆。她也是经由地下党老师的引导到达德学院读书的。但刚入学三天，达德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港英当局封闭了。这对她和广大的革命青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处境困难之际，还是由地下党组织她和一些同伴北上，经过天津到达解放不久的北京。一个多月后又送她到张家口学习。当时正值严冬，中国北方冰天雪地，小芳在热带地方长大，万里只身来到寒冷的张家口，每天吃的是过去从未吃过的窝窝头，其艰苦是可以想见的。但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把困难都克服了，在中直机关一干便是四十多年，在平凡的岗位作出不平凡的贡献。

小梅是一个富裕家庭出身的青年，她的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侨，有三个锡矿和两个橡胶园。是个大富商。可是她热爱新中国，要回到祖国来。当时中国解放不久，部分华侨对中国共产党缺乏认识，又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影响，她父亲不同意她回国，把她关在家里。后来她想尽办法，偷走了出来，和弟弟一起经香港回国，考上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自愿到贫困的山西省做教师。如果她不回国，在马来西亚可以一辈子过富家小姐的优裕生活，可是她偏不怕苦，她的心中有个祖国。

上面我举了三个例。象这样的华侨青年还有成千上万，他们都是不远万里通过香港这座“桥”回到祖国来的。一想起这些华侨青年，我便油然产生深深的敬意，心里十分感动。

我赞美这些可敬的华侨爱国青年！我赞赏香港为他们架起这座回归祖国的“桥”！可以预言：香港回归后，经由这座“桥”回到祖国的爱国青年会更多更多。

                       父亲遗作

             1997年7月9日发表于《广西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