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5年7月1日

地点：新余市江西第二化肥厂

采访对象：马安保

原职务：叶赫区委书记、梨东县大队长

现职务：江西第二化工厂副厂长、顾问

采访人：孙雁来、孙德彦

记录人：孙德彦

马安保口述内容：我是山西长冶人。1923年出生，14岁参军，在115师344旅688团（当兵），后到长治武工队。1941年入党。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部队包围了长治日军，还没等进攻，突然调我下火线。我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心里很害怕。后来领导告诉我去接收东北，随太行干部工作团一起走。我们步行，从太行山出发，经北京、玉田，到承德，这时天气很冷了。在承德过年，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件衣服，然后乘火车去东北。当时火车烧柴禾，走一段就要下车买柴禾，火车要到辽宁省建平县叶柏寿时，特务把火车风闸破坏了，特务跳车跑了，我们开枪没有打住。火车速度减不下来，过车站就是桥，连转弯再下坡，形势极险，司炉工在车上拼命地拉响笛，扳道工很有经验，把火车扳上了绝路，火车撞土堆掉了辙，司炉工牺牲，保住了干部工作团。我们走到八面城，然后到四平辽北省，把我分配在四平道东，任区委书记兼区长。工作没多久就搬出来了，去了梨东县，先任哈福区，后任叶赫委书记兼区长。当时，县委书记张学柯、县长郑洪轩、组织部长黄儒汉，大队长戴岱，政委钟青山。下设哈福、石岭、叶赫、半拉山门、二龙、四台子等几个区。

   四平保卫战后期，撤退的头一天，辽西军区吴政委问我是否随军，我说我是地方上的，随军脱离组织是不好办的。吴告诉我明天要往北撤。第二天，早上我往石岭打电话找郑县长，电话里是四川口音，问我是谁，我说是马区长，我知道不好了，和他说了几句，就急召集队伍撤退。我区中队已由蔡树增副区长带一半儿人先走了。我带一半儿人到伊通县大孤山，赶上了县政府。晚上在大孤山休息。拂晓时，有人报告说外面庙里有特务，我带十几个人去捉特务，往前走不远碰上了国民党军车，他们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是便衣队的，自己人，不要误会。我叫人赶快给县政府送信儿。县政府撤了，县大队和敌人打了起来，我一看装不长了，也命令开枪顶住了敌人，我让同志们先撤，我掩护。因为我没有看到黄儒汉同志出来。最后全战场就剩我一个人，我跑了，敌兵也不追，用炮打我。我背着步枪，又捡到一挺轻机枪，往回一打，不好使，只好背着它走。我遇上炮兵，敌人只有三门炮，我是不怕的，这时我马夫老郑牵两匹马在我前边树林等我，杨树林儿等我，骑马走不多远，碰上了郑洪轩的两个女儿，他们是跑散的，我把马给他们骑，经双阳，一直把他俩送到桦甸。

   到桦甸待了两三天，冲散的人聚了一些。我和黄儒汉商量回到梨东，我们共13个人，回来有黄儒汉和我、徐广发、孔和尚、杨德才、郑县长的二哥和侄子、一个排长、一个副排长、文书、马夫老郑头儿、车老板，共13人。因为桦甸那边有个武器库要炸掉，我们带回来了许多武器，有一挺九二重机枪、一挺轻机枪、六支手枪，每人一支步枪，十个掷弹筒。回来的第一仗，是半路上同叛变的西丰县大队，在西丰老营厂打的，这仗敌人200多人，而且先埋伏好了。当我们走到老营厂附近时，在一个屯子吃饭，这家人都迟迟不动手做饭，说我们辛苦了，给我们做大米饭，拖延时间，暗中给土匪送信儿，知道我们车上有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对我们车上的拉的东西起了歹心。吃过饭，我们出村不到半里路，就遇上了敌人三面埋伏，走在最前面的郑洪轩县长的儿子和副排长当场中弹牺牲。以前每次行军都是我骑大洋马走在前面儿，这次他俩说到前边儿去，没想到出事了。这时我们都坐在车上，敌人离我们只有30米，我手一挥，一梭子子弹扫过去，敌人吓得趴在地上。我趁机安排两个人顶住，前边两个人打右边，两个人打左边。右边山头很高，敌人在山上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如果夺下这个山头，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否则不堪设想。我立即命令左边端着轻机枪向山上进攻，攻到半山腰，机枪卡壳儿了，郑洪轩县长的二哥牺牲。我一看没有办法，随即命令两个人抬着重机枪，我亲自射击，向山上冲去。敌人没有经过这样密集的火力，吓得四处逃窜。时间不长，敌人被我打退，无影无踪了。此战打死敌人21人，可我牺牲3人，损失是很大的。当时我军分区司令部正在野鸡背一带，离我们作战地点30里。当我们找到他们时，管松涛司令员问我哪里的大部队在消灭匪徒，枪响的大厉害。我说是我们13个人的大部队。差点儿被敌人包扎了，抬重机枪向山上打游击，我还是头一次呢。

    回来后，我们的部队叫三分区武工队，分区司令员管松涛，政治委员李砥平。我们是梨东县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区政府。人们还都叫我马区长，我每次发布告都是利用刻有区长马安保名字的大印，一直到入关时，才把这个印扔到一老乡家，现在早都没了。我们的活动面儿很大，有梨东、东丰、西丰，北到公主岭，南到开原县，都是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的队伍也扩大了。军分区又派来一个连和一些干部，加之我们当地吸收了些，这部分人不多。因当时我想，四平守敌有几十万人，我们在敌外活动，人不应太多，多了目标大，不灵活，所以当地招兵不多。    

    当时，叶赫和梨东县一带土匪比较猖獗，多的很，有四大股：东北大局、刘大胡子、张八连子、押五营等，每股都不下几百人，至于小股土匪，多得无法统计。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这些土匪，因为这些家伙并不是纯土匪，而是受国民党收编的政治土匪，专门儿在敌外围干坏事儿，所以，我也就专门儿和他们对着干。可是，敌我相比，从力量上还是悬殊的。敌对我封锁很严，我没有固定根据地，我各方面物资都没有来源。比如1946年冬，天气特别冷，我们还没有穿上棉衣，战士们只穿着夹衣。有的人腿冻得一层冰，就这样艰苦，也没有叛变的，逃跑的。反之，对敌作战更加英勇。我们这支队伍基本上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有经验的同志，战斗力极强，加之人民群众对我的宣传也太高了。

有一次叶赫赶集，有人说马区长枪打得好，能否让我们看看。我也有意让群众出去宣传，拔出手枪，一甩手就把旗杆打断了。确实，我能双手使枪，打枪时不用瞄准，指哪儿打哪儿。我还有一匹好洋马和一只三八马枪，无论马跑得多快，只要我腿一夹，马就知道我要打枪，会立即停下，所以我马枪也打得特别准。每次我们与土匪相遇，他们都讨不到便宜，所以这一带敌人一听到马安保的队伍，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我这支队伍在敌后，对敌威胁太大，所以敌人曾悬赏捉拿过我，抓住活的赏东北币100万元；提头去见的赏50万元，可连我一根毫毛都没拿去。1947年春的一个晚上，我们得知一股土匪在叶赫，我们半夜时攻了上去，我牺牲了一个排长，本来土匪可以守住，我们没有几个人。但是，土匪听说是马安保队伍来了，吓得当夜逃跑了。我们把这位排长埋在叶赫西山。可是过不几天，发现墓被盗了，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们的同志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死后安葬，该安静了。一天晚上，我发现我的马夫荣某某，往外端一簸萁马料，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喂马，我说马在后边，你往前端干什么？我见他胳膊发抖，一把拉开他衣袖，原来胳膊上扎了许多大烟针女，他见状只好说了实话，原来牺牲排长的墓是他们四个人干的，有两个人是当地臭无赖，他和另一个人是随从。后来我把两个主犯枪毙了，让他赔了榜。之后，我发布了报告，写了为什么要枪毙此二人。

1947年初，我军在南满四保临江时，一天，管司令员将我找去，给我下达了一道死命令，要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将平岗大铁桥炸掉，使四平一带敌人无法增援南满之敌。最后告诉我，完不成任务不要回去见他。我说什么呢？任务越艰巨，说明领导信任我，心里就越高兴。为了完成任务，我带领13个人进行了一次武装侦察。因为守桥的是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营，我们只有200来人。敌守我攻，不侦察好是不行的。我们这13个人都是便衣，美式武器，装成国民党西安便衣大队，我扮牛队长，从分区司令部所在地东丰小四平出发，到平岗大桥约30华里。我们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走着，中午路过国民党一个区党部，在那里吃饭，清剿队给我们站岗。区党部三个负责人陪我们吃完饭后，我说要看地形，让他们三个给我带路，走到半路上，被我们杀了，我怕走后他们给西安打电话，影响任务完成，就全杀了。往前走，碰到了国民党部一个人，我们把他绑了起来，拿走了证件，后来他跑了，被我们两个追到庄稼地里，用刀宰了。再往前走，我们遇上了长安村两个清剿队员押送12个壮丁，用绳子绑着坐在车上。我问：干什么的？那两个人说是抓兵的，一共抓200个，已送去了188个，就差这12个了。我见壮丁们一个个被折磨的不成样子，对这两个人愈加痛恨。我指着壮丁的脚说：像这样的脚都烂了，还能打仗吗？马上放掉，我是西安便衣大队的牛队长，有事儿我和军队长官交待。清剿队把这12个人都放了，我让车老板儿把车赶走了，以领路为借口，留下了两个清剿队员，一问，知道一个是队长，一个是记事员。我一气之下，把这两个人也宰了。

    我们又往前走，已经看到大桥了，我们准备直接上桥侦察。可这时，前面有两个人见到我们就跑，我让战士们快追，抓住一个，他说他是本地人，可是四川口音，我猜出来他们可能是敌人的便衣。我就告诉他，我们是西安便衣大队，我是牛队长。这人信以为真。说他们是守桥部队的，接着他把另一个躲着的人也叫了出来。我打算把他们带到一个小山沟儿，往前走着走着，碰到三四十个国民党兵。我问这两个人他们是不是八路，他俩说不是。我说像，快跑，拉着两个俘虏就往西跑，跑到西边儿隐蔽处，这两个人给我们讲了守桥部队的情况，守桥部队名义上是一个营，但营部和两个连住在火车站，桥这边只住一个连，可真正守桥的只有一个排。我又问了他们的武器装备情况，他们都一一讲了出来。对敌人我们可以装的很像，对老百姓无法装了，我们在一家老百姓家吃饭，吃完饭儿我们给钱，老百姓说啥也不敢要。因为国民党兵吃饭从来不给钱，也没人儿敢要。两个敌便衣也觉得奇怪。最后我说是八路军，应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说不要紧，两个敌便衣吓的尿了裤子，跪地求饶。回去后，我们把这两个人交给了通讯班，晚上我们开始行动。

    我安排两个中队对付火车站，只包围不打，一个中队负责炸桥，用一个排的兵力封锁桥头。战斗开始，我重机枪封锁了敌桥头堡，敌人几乎一枪也打不出来，另外两个排，迅速将六麻袋炸药送至桥下，顺利的把桥炸掉了。因为我们主要任务是炸桥，炸完桥，部队马上就撤离了。此次任务没伤一兵一卒，完成了对四保临江战役的支持。

    回去后，我向分区司令部汇报了情况。司令管司令员批评了我，说我杀人过多，我说完不成任务你连我都不要了，我杀六个敌人还多吗？另外，这些人也都是群众痛恨的。事情已过，管司令也没有办法。

    在炸平岗桥之前，还有这样一件事情，1946年冬，我们随三分区部队去了通化，在通化没待几天就返回来了。管松涛率部队回来，在柳河吃掉了国民党一个营，我们有十名同志挂了花。管司令员将这十名伤员交给了我，让我把他们送到临江省政府所在地，给我十几个武工队员。我本来是不愿意去的，可送伤员是一项紧急的事情，只好马上出发。找不到老乡抬担架，我们抓了40名日本年轻的人抬担架，他们说话还听不懂，只好打手势。下着鹅毛大雪，我们上路了，我身背双枪，一支驳壳枪和一支勃朗宁手枪，走在最前面，我身后200米远是第二个人，再后是担架队和护卫队人员。在一条盘山公路上，走到半山腰，遇到了国民党尖兵，问我是什么人，我说是新七军便衣大队，往后方送彩号。原来这是敌军一个团，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连，和我相距只有30多米。敌人一个一个往后传话，说发现了七军便衣大队，马上话儿又传回来，尖兵对我说，我们团长说了，这一带没有新七军便衣大队，你是八路探子，过来投降吧。我一挥手，一梭子子弹扫过去，便向一侧跑去。敌人也真傻，过来两个班，要抓活的，如果他们开枪，我就死了。我跑着跑着，就没路了，我纵身跳下了山崖。跳下去后也没觉得怎么样，往前走了几百公尺，见到一个窝棚，里边儿有一个老乡，我说是八路军，在那边打听了路径，就找部队去了。当枪响时，200米以外的武工队没被敌人发现，马上向我们预定的地点转移，时间不长，我们又汇聚了。

    敌人这个团呢，对山上打了好长时间炮，他们以为我便衣队在前，主力一定在后，哪里想到我们早就走了，直到天亮还听到炮声。    

    天气特别冷，尤其是在外面时间长。我看到这些小日本儿人手都冻肿了，很可怜，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加快速度，尽早赶到目的地。一路上，我们要通过敌人数到封锁线，一天晚上还要从敌人炮楼下面过。我问过老乡，都说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只好硬过了，我走在前面，队伍人员坐在雪爬犁在后边。到炮楼底下时，上面喊，干什么呢？我说：巡逻队，兄弟们辛苦了，大冷天儿啊。这一下，果然使敌人相信了，队伍迅速地从敌炮楼前过去了，一枪没放。

    当时敌人认为共产党是不敢过的，到天亮时追了上来，这时我们已经进了一个老树林子，敌人也没有办法了。树林子里野猪、狗熊极多，有的战士要开枪打我，命令制止，因为这一放枪就要暴露目标。完不成任务回去没法交待。我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临江。可省政府正要转移，见到郑洪轩厅长，他告诉我正在转移，伤员没法安排，我去二道沟见省长张学思，门岗见我们便衣破烂不堪，有的还没穿棉衣，愣住了。我说是自己人，要见省主席，不让进。这时带哨的来了，我说：请你报告张主席，我是敌后方来的，有要事见他，张学思和政委白坚接见了我们，我说是敌后来的，是管司令让送来十个彩号儿，我们千辛万苦把采儿送到家里，还能不收吗？请主席说说。张和白一商量同意了，让我去办公厅找郑洪轩。事情办完后，张主席让我汇报敌后情况，汇报了两天。交完彩号儿后，我对郑洪轩说，你看我们衣服怎么办？郑说：给你们每个人做一件儿衣服，我说做黑面白里的即可，下大雪天可以翻过来穿。在临江呆了几天，要了一份儿四平外围的地图，又回到了梨东县。当时省里的意见是让我们留在哪儿，我考虑任务完成了，管司令员又不在，就没同意，回去了。 

     1947年春，三分区的部队也在东山里这一带活动，经费比较困难。当时部队缴获了很多烟土管，管司令员让我们武工队给卖烟土，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问怎么卖？管司令员说，一块钱一两，我们每个人背一大块，走到哪儿就卖到哪儿，可卖不了多少，天热，烟土还化，背着很难受。后来我想，为什么要卖烟土呢？是不是分区缺钱呢？我找到管司令员，说你是不是缺钱？如果用钱，我就不卖烟吐了，我给你钱可以吧？他问我有多少钱，我说160万，把他吓了一跳，问我哪来这么些钱。我对他讲了实话，由于我们没有衣服和鞋穿，就抓来西丰县党部书记长和一个警察署长，罚书记长100万元、警察署长60万元。书记长罪恶不大，被我们放了，警察署长，罪恶较大，我们在西丰高丽铺子把他枪毙了。我准备用这些钱给队伍买衣服和鞋子，因没有来得及买，就保存下来。这些钱对我个人来说，只有保管的权利，一分也不许动，否则是要杀头的。我一分钱未动，把160万元全交给了管司令员，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这些钱可以够他三年开支，怪我不早说，要早说就不用卖烟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