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脸城古城内除了那俯拾皆是的建筑构件和陶瓷器皿残片等遗物外，近年来也出土了许多具有珍贵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整器物，较为重要的有：黑釉玉壶春瓶，缸胎，小口，细长颈，球形腹，圈足，器身施黑色釉，釉不到底，釉质乌黑光亮。猫首埙，缸胎，赭色釉，釉不到底，以两条黑色绳索纹为猫眉，以两圆孔为猫眼，并以此为音孔，脑后有一直径1.1厘米的吹孔。陶砚，细泥质灰陶，手制，砚呈扁平长方状，其上有椭圆形墨池，墨池一端阳刻有猫状图案。

    骨牌，骨质，手工磨制，色呈浅黄，为扁平长方体，正面阴刻有五三字样，表面光滑。玉双鱼，玉石质，褐色，手工雕琢，双鱼并联，尾弯曲作摆动状，细部刻画清晰，两鱼间雕出一圈凹槽，鱼脊至腹有一透孔供佩带用。

    这些丰富繁多的出土文物不仅为研究古城的历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也展示了辽金时期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手工业发展的状况。

    从偏脸城古城城垣形制结构来看，它并不具旧韩州的几座故城那种典型辽金时期军事城堡特点，城墙上已不见敌棚、马面之类的防御设施，城外也没有巨大的附属建筑群落。这说明迁徙后的韩州已为金朝腹地，城郭建筑主要是便于经济交通的发展，军事则居次。

    从偏脸城古城内出土的遗物来看，其绝大多数属于金代，如陶瓷器皿中的黑釉、赭釉的敛口，圆唇，鼓腹，平底的缸胎大瓮，黑釉双系胎小壶及齿白釉铁花大瓷碗等，均有施釉不到底的特征。这些陶瓷器皿和城内出土的铁制农具如锚头、铁铧、马蹬莲花底座的铜造像等，都与同时期的其它古城所出器物形制和制法相同。

    古城西300米的漫岗上，以及城东100米处各有一金代砖室墓群，其墓皆为砖砌四壁，起旋封顶。葬、瓮棺葬及二式合一葬三种，葬具多为陶制大罐。城东四号墓的葬具为一帐幕式细泥灰陶器，器腹有透窗棂四个，并前后对称划出二门，器尖似塔。造型古朴别致，较为罕见。两个墓群出土了一些完整的陶瓷器皿和北宋钱，大大地丰富了研究古城历史面貌的资料。

    从上述情况来看，偏脸城古城垣极有可能是在韩州州治迁来之际，在原“猛安谋克”城寨基础上扩建而成的。“猛安谋克”最初是女真人战时的军事组织单位，“猛安”是千夫长的意思，“谋克”是百夫长的意思。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猛安谋克”发展成为军事与行政相结合的地方统治机构，且独立于州县之外，并有自己的城寨。

    迁徙后的韩州城同其它辽金城镇一样，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城内出土的一些具有渤海文化特征的遗物，如饰有带状莲花纹饰的黄褐色陶罐，刻画莲花纹的白瓷片，青灰色泥质螭头，以及刻有汉人姓氏的铜、铅质小印章、象棋子、骨牌、骰子等，都说明当时城里不仅居住着女真人、契丹人、汉人，还有渤海人等其他民族。

    辽、金统治者在对宋战争中，曾俘掠大批汉人迁往东北，置州县以居之。如金天辅七年，金军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在宋金交往中，宋朝使臣也常宫廷匠人传授技艺。金天会二年许亢宗出使金时就带去了苑作匠，特别是金兵伐宋取汴，掠徽、钦二帝文武百官及大批图书典册载回本土之后，宋朝文人也多来归附，成为金的臣民，被安置在京城各州县中。

    古城内出土有北宋政和三年五月少府监制，京东东路保甲司勾当公事官朱记铜印一方。保甲制度是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创立的，其目的是减轻当时募兵制给国家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加强统治，维护地方治安。这方铜印是北宋负责京东东路保甲事务官员的印鉴，可能为金兵抢掠之物，亦可能因其主人被俘后安置在韩州而散失于此的。

    至于渤海文化的影响更不足为奇。辽金时期的咸平府、韩州一带，本渤海国夫余府故地。辽灭渤海后，其遗民绝大部分散居在辽金境内，并逐渐地分别融于契丹、汉、女真……，他们的文化传统也自然地成为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金末，蒙古贵族挥兵攻金伐宋时，志在掳掠，得城旋弃，大军所到之处往往是杀掠焚烧一空。辽金时期筑起的屯寨城邑在这场浩劫中被摧毁为废墟，韩州城当然也未能幸免。1958年在九台县布海乡出土的那方金大定二年闰二月少府监造的韩州刺史之印，很有可能就在此间散失的。

    元代，金韩州故地属辽阳行省咸平府所辖，韩州城虽已毁于兵燹，但因其地处咸平府通往开元路千户所的驿道上，元朝在此设有韩州站，承担着转运贡品、迎送官差、押送流放人犯和粮草的重任。与此同时，由于蒙古贵族对新占领区采取的清空其人，全部变为牧场的政策，韩州治下辽金两代开垦的万顷良田也同韩州城一样，逐渐荒芜，沦为蒙古贵族的游牧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