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我最近几年的作品一样，在我目前创作的作品中，这种器皿已经显现出了上述这些观点。与过去极力摆脱我们所熟悉的陶艺创作中的诸多禁忌、造型与尺寸等规则的限制形成对比的是，如今的钵则表明我对这种紧凑的结构重新怀有兴趣。由于结构的紧凑，它的力度更准确地表现在了对极限、熟悉度和普遍性的探索上。为了体现工艺品的象征意义，我更注重对作品表面的处理，越来越多地关注形式的语言、图案样式和象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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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年来的大部分作品都源于早年对陶器的兴趣，尤其是对“陶器空间”的兴趣：内在、独立、激励想象。这种对陶器持续的关注以多种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早在学生时代我就开始对钵的造型进行长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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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放弃了为人们所承认的器皿造型，希望在我的作品中创作出更强烈的雕塑特征。反映这种想法的第一个系列作品便是1982年至1986年期间创作的一组几何造型《烙印》。接下来是五年对造型进行系统的、最基本的研究和学习。从最初的制作到陶器形体初步显现，每一次当松散的陶土开始成形时，我都试图表达一种让泥土来承载形体凸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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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陶器呢?我逐渐意识到作为人类长期使用的有机材料，陶土可以将自然世界和文明世界真正地联系到一起，也可以将人文历史与地质年代联系到一起。因此对我而言，软和硬、表面和形体、内部和外部，这些自然的事实给我很多机会来考虑那些看似迥异的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各种关系会日趋清晰。比如人类活动和自然进程，深思熟虑和偶遇良机，过去和现在，以及所看到的和所感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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