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作品，又觉得还不错的朋友，其实没必要再看创作谈之类的文字。我总觉得东西要是写得还行，那么作品本身就可以说明它自己的价值，读者也尽可以敞开阐释联想，并不需要写字的人再来贴金边儿了。再说得极端点儿，自打完稿，作品与作者也就割袍断义了。而后记实际上的功用，是针对那些看了作品觉得臭的朋友们而言的。不满意是吧？那么作者就得辩解、撇清、找客观原因，类似于被误抓到派出所的纯良子弟——“不赖我，都是他们教唆的”。

　　可是作品一旦沦落到需要作者自己跳出来教人家“怎么读”的地步，不正说明失败透顶了吗？永远冲在护犊子第一线的妈，养出来的孩子多半是孱弱顽劣的，并且品质多半有问题。恰因如此，我想我更应该老实一点儿。“美图秀秀”文过饰非那一套能免则免。

　　熟悉城市某一类生活的朋友，可以想见我这种人小时候接受了怎样一种饲养和教养：一切井然有序，万事皆有组织安排，处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之中。大人，能钻营的比老实的混得好点儿，但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孩子，在学校受宠的放了学老受欺负，也算生态平衡。岁月不一定静好可是现世大体安稳，所以我潜意识里老觉得吃不肥饿不死地凑合着，就是生活的常态。对于写作来说，这种生活利弊参半。比如有的诤友指出，我的生活阅历不够丰富，这我承认，但转念一想，我毕竟还没被生活磨得麻木，因此看什么还都新鲜，往往也就能从别人司空见惯的常态里看出一点儿自以为非常的意味来。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市的人以玩儿嘴著称，天花乱坠的本事有，但说起正经的事儿又总会流于轻佻，丧失思考的深度，可话说回来，不少苦吟了一辈子的人其实也挺贫乏的，而无所用心之间也许自有一种高远。归根结底还在于对生活的态度，我比较庆幸，已经到了被迫养活自己的年纪，尚未打骨子里认同那些充斥我们今天世道的理直气壮的逻辑。

　　这也就有了《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里的那个“我”，一个叫赵小提，是个失败的小提琴手，一个叫庄博益，基本可以列入文化骗子的范畴之中。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认清了自己是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者，缺点在于犬儒主义，优点在于还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我是通过这类人的眼睛看待世界的。阿基米德说给他一支点就能撬起地球，这类人也正是我的支点，但至于能撬起多少分量，恐怕也不必高估。

　　发明了多少理论、经历了多少沧桑的思想巨人们都未见得能对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说出个所以然来，又何必苛责那些粗通文墨、踌躇摇摆的混混儿呢？选择这样的支点和视角，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推卸责任吧——兼有自我逃避。

　　再说说“作家的自我修养”或云“自我教育”。必须得承认，这年头靠看字儿和写字儿吃饭的年轻人，差不多都有过抱着比较功利主义的态度去研究文学的历程。我恰好又在不看一肚子洋书就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环境里混过些年，于是概莫能免地啃过几套“内部文库”、“先锋译丛”之类的红宝书黑宝书。至于文学作品，连《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也不是没鼓起奥运精神挑战过，可惜看到一半儿，看出了我认识那些字儿而那些字儿不认识我的境界，只好怏怏作罢。等到腰围渐宽，对自个儿的要求放松了，再加上着实编了几年文学期刊又是一“现实主义”杂志，在老同志的耳提面命和潜移默化之下，发现自己能够认同的审美标准也变得越来越简单：够不够“可读”，读完之后有没有一点儿哪怕是小感动？感动之余能不能稍微耐人寻味地“可想”？如果想来想去还想不明白，那就算一不留神写出过得去的东西了。而具体落实到个人操作上，则是通过塑造好一两个人物，再挖掘出这些人物与时代的勾连关系，来实现上面的效果。这种观念比较传统，甚至称得上陈腐，但也的确是我这几年的真实感受。而且要想实现那些哪怕中学课本里都讲过的“文学原理”，恐怕也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它需要作者不停地琢磨人、琢磨事儿，琢磨社会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总之功夫在诗外，除了考虑“怎么写”，还得考虑“写什么”，更得考虑“为什么写”。

　　书中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陈金芳、安小男、李牧光，也正是基于现实生活，或观察或推衍出来的产物。其中未免有些失真的夸大和主观的臆想，对单个具体人物的体察也往往不够透彻，但在我所塑造过的一堆人物中，这几个算得上是相对有点儿意义的。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并不是每个人物都对今天中国所处的时代有着那么强而有效的说明性，也不是每个人的命运都足以击穿笼罩在世道人心之上的迷雾。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的价值平等，但人物的文学价值又不平等。再进一步地考量一下，陈金芳这种人就像《十月》杂志的责编季亚娅所说的，有点儿“女版盖茨比”的意思，而身边出现这样的人，是因为我们所处的中国与盖茨比时代的美国多少可作类比；至于安小男，我承认在这位仁兄身上加入了个人主观化的想法，他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而理想主义本质上可能是幼稚的——但幼稚也没辙，假如一代人只剩下了陈金芳而没有安小男，那么这代人也够没劲的，哪儿还有什么资格叛逆上一代教育下一代啊。

　　以上是关于书中两部小说的主要想法，其他诸如情节走向腔调风格，个人觉得倒是末技。这年头大凡不那么认命的人，总会在“别人让我怎么活”和“我想怎么活”之间徘徊辗转，也会冷不丁地冒出点儿体验别人的人生，反观自己的人生的需求。写或者读那种“不问鬼神问苍生”的小说，其动机多半在此。

　　

　　

　　

　　                             吴 玄：自谑，然后谑一切

　　

　　石一枫在圈内有个别号，叫“老孟之青春版”。老孟就是孟繁华，他们俩人确实是挺像的，都高大威猛，都好动，都有表演才华，都是话痨，而且声音都很响，非常响，他们在北京喝酒吃肉，胡说八道，我在杭州都觉着吵。不过，他们在一起却是相当有趣的，一个回首往事，看着自己的青年时代，一个遥望未来，看着30年后的自己，这青春和未来居然如此之雷同，这人生是否也就相当圆满了。

　　不过，他们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老孟到底是上一代的人物，无论怎样笑谑，身上总有股抹不去的英雄气，这股英雄气正好与他高大威猛的形体相符。石一枫曾经是以“后王朔”自居的，身上有痞气，京痞气。“后王朔”是什么意思呢？以我的理解，王朔是把社会当笑话来谑，而石一枫是把人生当笑话来谑，所以是“后王朔”。11年前，他来《当代》，那时，他刚北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才25岁吧。那年，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不许眨眼》，并不复杂的故事，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一次约会，但他滔滔不绝，毫无正经，就像西门庆在酒吧眉飞色舞地谈他的人生，并且他比西门庆还厉害，他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会飞的，极端的形而下，又极端的形而上，完全显示了一个“后王朔”京痞在语言上的非凡才能。我几乎是被震惊了，想了半天也不知怎么评论这等小说，我只好说，你是天才。但天才总是要先被埋没，毕竟这小说不太靠谱，不太合时宜。《不许眨眼》后来发在《西湖》上，当时的《西湖》并不怎么引人注意，这个天才的小说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被淹没了。

　　《不许眨眼》之后，石一枫在文学上暂时还没得到认可，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很快就得到了认可。他是文如其人的，他的言说方式与小说中的“我”完全一致，一个具有形而上情怀的伪痞子。他把自己的身段放到最低，就是张爱玲恋爱的那种身段，低到尘埃里去，他先是自谑，然后谑人，谑事，谑物，谑凡可以谑的一切。如果不说话，他就是一堆肉，也无痞子气，看上去还是蛮严肃的，不过有点萎靡。但一开口，就不同凡响了，嘴巴张开以后，紧接着眉毛飞起来了，眼珠子也飞起来了，手啊脚啊也飞起来了，他的整个身体跟着他的语言在飞。凡是可以不正经的，他决不会正经，凡是可以说脏话的地方，他决不会用干净的语言，既便没有脏话可说的地方，他拐弯抹角也能说出脏话来。但太不正经太脏了，他自己又不好意思，他其实是个羞涩之人。他顺便又给自己的脏话加上了一层文学和哲学的包装，反正他多余的才华一时也没地方用，也用不完。这样，他以脏话为中心、为结构，成功建立了一套他自己的形而上的文学的脏话体系。

　　石一枫成了“脏话巨人”，在圈内，长时间没有对手，他几乎可以独孤求败了。但这世界确实是天外有天，他意外地败在了一位美女手下。这美女是谁我就不说了，地点是在千岛湖的游船上，他刚拿了《西湖》的“新锐文学奖”，心情很好，千岛湖的风景也很好，越是在好的地方，他越喜欢胡说，这叫解构，很有快感的。忽然，他就和美女较上劲了，只一会儿工夫，只见石一枫面红耳赤，嘴里只剩下虚弱的哈哈声，话是一句也接不上了，美女是那种纯度很高的百分百的形而下，他苦心经营的形而上脏话，在美女面前，简直就不堪一击。

　　这回惨败，石一枫肯定记忆深刻，此后，他做人说话，明显收敛了许多，同时，也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他的小说叙事。去年，他发表在《十月》的中篇《世间已无陈金芳》，终于让他暴得大名，俨然已经是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了。《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我”，依然是《不许眨眼》中的那个“我”，他们是一脉相承的，聪明，无聊，狗眼看世界，似乎摆对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但后面那个“我”，也正如石一枫本人，他长大了，成熟了，不再满足于语言的狂欢，不再无来由地戏谑人生，他突然内心充满了压抑许久的悲悯感，因此，他创造了一个现实主义的经典人物——陈金芳。

　　说美女改变了石一枫，或许只是个玩笑，他的改变应该是得益于《当代》杂志吧，他在《当代》当编辑也有11年了，众所周知，《当代》一直固守着现实主义，耳濡目染，他向现实主义回归，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像石一枫这样才华过剩的作家，如果再给他一片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是完全有可能成为大师的，我觉着，他已经有那么一点大师的气象了。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