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法国电影《巴黎野玫瑰》（法文名《三十七度二》）是电影史上最知名的情色电影之一，开篇长达5分钟的床上戏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也是由于这部电影的成功，《巴黎野玫瑰》的原著小说《三十七度二》从1985年出版畅销至今，其中文版也于多年前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小说《三十七度二》的作者菲利普·迪昂（PhilippeDjian）受“中法文化之春”邀请来到上海，参加外滩美术馆的展览“从手势到语言”系列活动，与上海作家孙甘露做了一个关于文学的对话。在上海期间，法国作家菲利普·迪昂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Q：你1985年出版的小说《三十七度二》里的两个人物佐格和贝蒂是否只是同一个人的阳性和阴性？
　　A：完全正确，我写的时候就是把一个人物写成两面；但到了电影里，就变成一男一女的爱情故事。文学是符号与字母的创作样式，电影是关于图像的，很多人愿意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比较，但我觉得比较奇怪，这就像把水跟油放在一起一样，就算倒在一个容器里也不能完全融合在一起。电影里一开始是一对恋人，但小说里是一个人的两面，男性化的一面是拿着笔记本写作的作家，他不愿意把他的作品公开；另外一面是女性的一面，她觉得不能把作品埋没而是要给别人看。这就是小说和电影的区别。女性的一面，要向世界争取自己的权利，男性的一面则恰恰相反。这是一阴一阳的区别。这也证明，文学有电影做不到的地方。
　　
　　Q：如果是这样，你肯定不喜欢《巴黎野玫瑰》这部电影，是否这样？
　　A：是这样。因为小说跟电影完全不同。但就算如此，我在看完电影之后也没有去说导演太多坏话。很多作家会说，导演背叛了原作，但我觉得电影的成功是属于导演。我觉得没有必要分享电影导演的成功。在电影出来之后，我和家人就去美国生活了两年，所以电影在全世界的轰动对我没有关系。电影在当时的成功是难以置信的，当时导演启用了碧翠斯·黛尔(BéatriceDalle)这个女演员，虽然她现在很有名，但在当时完全默默无闻。伊莎贝拉·阿佳妮很想演贝蒂这个角色，但导演让－雅克·贝奈克斯决定启用新人。碧翠斯实在太美了，所以更难向观众解释，其实“她”是一个人的另一面，阴性的一面。
　　
　　Q：你是否知道《三十七度二》的电影版中文名字叫“巴黎野玫瑰”吗？
　　A：我现在才知道在中文里是这么翻译这个名字的。在法国版，开篇就是5分钟的性爱镜头，当时播放的时候，很多观众都惊呆了，因为在普通影院里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色情镜头。碧翠斯·黛尔在拍这些镜头的时候，她的老公也在现场，他也受不了，不停喊：STOP！碧翠斯·黛尔也没有对外透露过，开篇的那段性爱镜头是不是干真活。这成了一个秘密。
　　
　　Q：你多部小说都被改编成电影，除了《三十七度二》还有安德列·泰西内改编的《不可原谅》等。所以你尽管不喜欢那些被改编的电影，但你个人并不排斥电影本身？
　　A：我一点都不排斥电影。电影改编对我意味什么？就是一张支票。在法国，光靠写书生活是挺艰难的。通过电影改编，我能获得收入，某种意义上我就能获得自由，不用为了生活去做其他事情。在法国，很多写作者同时是写评论的，但我觉得，一个写作者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情，你不能同时既是写作者，又是批评者。很多的作家，主要为自己的出版社写褒奖的评论文章，这是非常法国式的，我感到羞耻。在英语国家，作家不会把这两种身份掺和在一起。
　　
　　Q:这里有一个关于书名的传说想向你求证一下。书名“三十七度二”都被认为是女性怀孕时的体温，评论家根据这个象征做了很多解释。事实是这样吗？
　　A：这是一个流传很久的误解，跟女性怀孕没有关系。其实小说法文名字叫“三十七度二，早晨”，我的意思是，随着小说文本的推进，故事的温度越来越高。可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误解？这就有点像量金字塔，量得越多总会找出更多巧合。
　　
　　Q：你谈到《三十七度二》时，提到了阴阳，你也对东方的老庄哲学知道一些。我怀疑，你是否是在年轻的时候，通过阅读“垮掉的一代”了解东方哲学思想。是否这样？
　　A：就是如此。“垮掉的一代”作家一直谈论东方哲学思想，比如艾伦·金斯堡，他们还使用LSD，整个人非常迷狂。他们把这些东西带给了美国年轻人，让人们认识到物质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要追求美式生活方式相反的一面。他们这些垮掉的一代作家也成为了我们这代作家的精神领袖，是他们让我们了解东方哲学和生活艺术。比如在《三十七度二》结尾，佐格把贝蒂杀了，然后他在写作上却成功了。这么写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走得太远，就会失败。在小说里，女性一面的贝蒂走的太远了，太阴了，人要阴阳调和。
　　
　　Q：《三十七度二》被认为是一部带有“垮掉的一代”色彩的小说，你本人也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最后一人，但你本人是法国人，你怎么看这些标签吗？
　　A：我不介意这些标签。但我只是经常跟他们说，垮掉的一代这些作家实在太重要了，所以说我是他们的继承者可能更加合适。这些作家教会我的不只是思想和哲学，更重要的是语言。比如对音乐，你能感觉到一部分声音，还有一部分声音，是一种波和频率，你是听不到的，但那也是音乐的一部分。而小说，表面上是故事，其实在故事底下是语言和风格。
　　
　　Q：所以在你看来，语言比故事更重要？
　　A：我是一个对语言感兴趣的作家，甚至可以说我对故事不感兴趣。有个法国作家说过，你要看故事就去看报纸吧，那里都是故事。作家首先感兴趣的是语言，我在写作的时候，不是因为有一个灵感再去写，我就是写一个句子，再写一个句子，然后觉得放在一起很好。莎士比亚写了所有的故事，现在人所写的就是变个方式写那些故事，电影上总是在演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相爱然后憎恨，唯一变化的是摄像机的角度，怎么看就是语言。在法国只有若干作家对语言感兴趣，大部分法国作家还是对故事最感兴趣，讲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故事。我在法国电视上做节目时，我就说，别跟我谈故事，跟我说语言，我不想在这里谈我说里的故事。比如《三十七度二》里没有什么故事，就是爱情。所以做节目的时候，其他人都挺尴尬的。小津的镜头永远是从地板往上的，当你的角度变了的时候，世界也就变了。找到合适的角度，也是对如何看待世界的视角。但在电视节目里，总是讨论我的故事，但从不讨论我的语言和风格。
　　
　　Q：“垮掉的一代”是你的写作导师，这也是否意味着，你这样一个法国作家反而受到更多美国文学的影响？
　　A：我对文学感兴趣，是因为读那些对我的生活有帮助的文学作品。我感兴趣的美国作家在作家之外有一些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是对人和日常生活感兴趣，而不只是对书感兴趣。所以这些美国作家不只是作家，还是人生向导，他们在书中讲授哲学和旅行。当时我还只有20多岁，这些作家给了我看待人生和作家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在写作道路上，我是非常顺利的。作为作家的经历，还是挺神奇的，最早的时候，我通过邮局给巴黎的一家出版社寄了短篇小说集书稿，出版社马上就联系了我，让我去巴黎，要马上出版我的书。我的回答是，我不愿去巴黎，不愿跟你握握手才能出版我的书。结果，我和出版社还没有见面就出版了三本书。出版社一开始还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叫‘菲利普·迪昂’的作家，是一个巴黎名作家的化名。”我在16岁时曾在伽利玛出版社打过工，“多少年后，我的书居然在那里出版了。
　　
　　Q：你在2009年的近作《不可原谅》（Impardonnables）里塑造了一个才思枯竭的小说家的形象？这是否表达了你内心的一种焦虑？该小说的电影版也入围了去年的嘎纳电影节，你对安德烈·泰西内的电影改编满意吗？
　　A：很难说。因为这个小说其实是非常有地域色彩的，发生在靠近西班牙的Paysbasque大区，所以整个小说都充满了那边的气氛和色彩；但是导演却在威尼斯拍摄了这部影片。经常有人会问我，你为什么不接着写《三十七度二》这样的小说，我就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总是写25岁人的生活的话也不现实，我要写与我同龄人的生活。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倒不是说焦虑增长了，而是更具有了洞察力，也更加睿智，能真正观察到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Q:让·艾什诺兹（JeanEchenoz)和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都是你的好朋友，他们与你一样关注现实，却有迥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写作风格。你对他们有什么评价？
　　A：让·艾什诺兹和米歇尔·维勒贝克的区别很大。艾什诺兹只对语言感兴趣，而维勒贝克什么样的故事都写。我觉得文学创作中的类型无所谓“不好”或“边缘化”，而是看你怎么写。你可以写侦探小说，写科幻⋯⋯都行。就说玛格丽特·杜拉斯，她的故事也并非不同凡响，而是用语言体现出了她作品的价值。真正的大文学与所谓的“火车站小说”的界限其实是非常微妙的，相差的那么一点可能并不在故事上，而是在语言上。杜拉斯的故事好像都是小女孩爱上这个、爱上那个，但是她的语言使她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让·艾什诺兹的语言是非常极简主义、非常纯粹的；而维勒贝克，从第一本小说来看，他的语言相比不那么极简主义、不那么纯粹，但是他的写法却是很有趣的，找到了一种能够讲述今日世界的方法。后来他的语言变得不那么好了，但他在怎样看待这个社会方面有自身独特的视角，尤其是讲述三十岁的、性生活复杂的男人如何在今日社会中生活。后来他得了龚古尔奖，但他的语言已经变得不那么自然了。而且评论家和记者也会更专注于他的想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他。当然，如《三十七度二》创作至今也已经30年了，社会、我自己的写作都变化了，我自己的写作也会变得不一样，风格也变了。
　　
　　Q：那对你来说什么是风格？
　　A：风格就是我们都无法言说的东西。风格是一种工具，以去理解这世界，去跟人交流，就像这笔尖如果够锋利，我能在桌面上挖的更深，否则只能是在桌面上划。风格也是如何打动你，如何穿透你。
　　
　　Q：那么您认为风格是一种相对化的东西吗？它有好坏吗？您如何看待风格与故事的关系？
　　A：不是。这个很复杂。风格没有好、坏之分，区别在于有风格和没风格。95%的法国小说都没有风格，所以每一次在电视的文学节目中，大家都在谈论书里的故事，而从不谈论语言或者风格，这就是在我的书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身份问题：“我们是谁？”那95%的没有风格的作家，他们的问题是以为自己是作家，他们做的可能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做的事。比如我现在开始写一本书的时候，我会问自己，我要不要写上“第一章”？比如我可以先有一个留白，再开始第一段。比如可以在文字里掺杂标识。又比如，我不喜欢用分号。实际上，有些时代是革命性的时代。比如塞利纳（Louis-FerdinandCéline），他打破了传统的语法，做了许多革命性的尝试，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适应的阶段，我们做许多小的改变，让语言保持生动，保持鲜活。这有点像听收音机，写作就像找那个波段里的电台，你一直要调，前面一点或后面一点都不清楚，而就算你调准了，你离开了几个月，它又变了。声音、语言、风格，这就是一个持续的、适应的过程。  (石剑峰)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