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立勃，鲁迅文学院第二届高研班学员。一级作家，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现任新疆文联副主席、新疆作协专职副主席等。已出版长篇小说《白豆》《米香》《青树》等及小说集16部，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上海文学》等发表长篇、中短篇小说近百篇。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获“《当代》小说奖”、“天山文艺奖”、“金盾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特殊”构成的小说“杂色”
　　

    近5年来，我对董立勃小说的认识并没有真正长进，但我知道，董立勃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于创作的小说家。他的成名作是长篇小说《白豆》，而我认识他的小说，是从他同时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烈日》开始的。这应该是一部比《白豆》还要完成更早的作品。2000年左右，我因应约编辑一套“大西部长篇小说丛书”，在新疆作家刘亮程的推荐下，读到了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烈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特殊时代，兵团的特殊生活，三男一女的特殊人物关系，从大城市到西北荒漠的特殊经历，残酷、恐惧、仇恨与爱情的特殊情感纠葛，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的特殊转折，让董立勃小说呈现出别一种风采。这是一种只有生于斯长于斯才能写出的小说，是自觉为生命个体寻找尊严，而尊严却一次次被残酷命运摧折的不幸。在这残酷之中，又夹杂着不时闪现的人间温情、人性温暖与些许的心灵慰藉。董立勃小说的多彩或者杂色，正是基于这种种“特殊”而构成，使其小说在中国文学界具有“异军突起”、“标新立异”的特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的《白豆》却最先发表，等我拿到《烈日》的样书时，董立勃已经忙着接受《白豆》带来的热烈反响。作为朋友，我真心为一位西部作家能够在过了“不惑之年”后，还能以一个“文学新秀”的形象得到文坛和读者认可而高兴。这本来就是我当年决定为西部作家编辑出版长篇小说丛书的本意。
　　从那以后，董立勃的小说才华得到井喷式表现，以一系列小说组合出击，成为一位具有独特创作风格的小说家。最近10年来，董立勃时有小说发表和出版，我也时常在杂志上见到他的名字。董立勃的名字，与兵团、与新疆、与西部、与中国小说界发生极大关联。他是人们讨论近十几年当代小说创作时不可绕开的小说家。
　　在新疆，兵团生活是一种具有极强的历史标识性的现象。直到现在，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同时代的生活已被彻底改变并重新评价，而兵团，仍然是今天新疆社会中不可或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样的生活可以用文学描写，不过人们更多关注大历史中的大故事，展现的多是与之相关的大主题。这似乎是一种很难进入小说的生活，因为它看似缺少那么点柔性和诗意，或很难将其挖掘出来，得到诗意表达，在确保真实性的同时不失小说性，这的确是个难题。
　　董立勃一定不是把这种生活“引入”小说的第一人，但他一次次集中的书写，却使这一特殊的生活领域成为中国小说“现实”中的一部分。这10年来，董立勃小说的题材领域不断扩大，但“兵团生活”仍然是其创作中最显眼的看点。而我毫不讳言的另一点是，有了《白豆》《烈日》的高起点，董立勃后来创作的《静静的下野地》《米香》《乱草》等，仍然是他在同一条道路上不断前行的足迹而非转向。这些作品的不断推出确立了他的创作风格，也让人更加想到他的成名起点。
　　

    具有戏剧色彩的小说风格
　　

    和《白豆》一样，董立勃在《烈日》里设置了一个十分具有戏剧色彩的故事，这种戏剧性究竟是因为小说故事的偶然性、连环性及交叉性所致，还是小说结构形式的完整、缜密、讲究以及与之相随的中规中矩引发，我还真的下不了定论。不过我必须要说的是，董立勃是一位精通戏剧艺术的小说家，看惯了散漫不经的小说之后，读到这样讲究形式的小说，真的有一种亲切和惊喜。
　　董立勃的小说题材主要来自他熟悉的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荒凉、原始、艰苦的自然环境，和深深烙印着现代政治的人间故事，如此不协调地共存在他的小说中，引发出充满野性活力的原始冲动、政治权力下的生存定律等一系列具有戏剧色彩的人物故事。
　　董立勃小说的戏剧性突出地表现在他为人物设置的戏剧性关系上。人物之间呈明显的“对手”关系，冲突表现在几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两三个不可多得的女人，三五个政治地位悬殊的男人，是他特别擅长的人物结构方式。《白豆》里的女性是并不漂亮、但在农场已经十分难得的白豆，三个男人是马营长、老胡和老杨。《烈日》里的女性有三个，兰子、梅子、雪儿，男人也以三个为主，身为队长的“你”及他的部下老胡、老朱。集中的人物数量与戏剧结构非常相似。
　　戏剧性还表现在小说情节的突变与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中的“情节突变”论非常吻合。白豆是下野地农场里那些如饥似渴的男人们梦想的对象，马营长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肯定要力拔头筹，但故事并没有按照常规展开，戏剧性转变来自白豆被人在野地里强奸。于是马营长就把这个到手的果子扔掉了，情节的紧张在于，老杨得到了白豆，老胡以强奸罪入狱。最后的结果是，老杨才是真正的凶手，老胡才是白豆最爱的人。
　　戏剧化的故事还需要戏剧化的叙述风格，简约的语言，诗化的、散文化的叙述方式，使董立勃的故事好看耐读。《烈日》运用了长篇小说难得一见的第二人称口吻，并且全篇10多万字行云流水般畅快淋漓，除了作者沉静耐心的写作态度，还得益于他的叙述能力。以对话为主的叙述进程和没有引言的对话方式，使人物对话与作者叙述浑然天成，妥帖自然。戏剧性也体现在小说的结构上，董立勃长篇小说的人物数量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不足10个人物身上，而且这些人物共同影响和推动着同一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他们之间无论相熟还是陌生，在命运上都有不可剥离的关连，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纠缠在一起，事件的偶然性和结局的必然性里，暗示出一种宿命的感觉。这种人物之间互相发生“情节关系”的做法，也是戏剧里面最常见的结构方式。
　　性爱也许是董立勃小说最大的主题，但女人的命运、爱情的得失并不是小说的重心，性爱其实只是构成生活权利的一部分，获得性爱的多少决定于每个追求者权利范围的半径。权力在董立勃小说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是马营长还是生产队长，他们可以任意操纵他人的性爱权利，而他们自己的性爱权则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人们如此敬畏这些权力者，就小说而言，是因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全部交付出去了，听凭安排。这就使小说的寓言性大大增强。每个男人面对女人的渴望都带着对权力许可的奢望，命悬剑上的感觉使平淡寡味的生活充满了紧张。无论是《白豆》里老胡的入狱还是《烈日》里老朱的赴死，根源都是他们在女人身上犯下的“罪过”。而那些女人们，他们嫁谁不嫁谁都要由“营长”、“队长”来决定。权力在食色上的占有和分配上的权，在原始的环境中更显出其至高无上、为所欲为的性质。不论男女，人们对“营长”、“队长”保持的敬畏感具有极强的寓言色彩和人性深度。
　　还有一点，董立勃小说的情节突变建立于女性人物贞操的失去。在一个两性比例严重失衡的环境中，贞操被严酷地作为致命因素列入命运沉浮的条件之中，极具象征意义。缺少女人的农场里，权力的至高无上最主要地体现在谁有机会被分配到结婚的机会。然而贞操引来的动荡，让这场游戏显出它另一面的残酷。不管是《白豆》里的老胡和老杨，还是《烈日》里的老朱和老胡，他们的命运，都牵系在女人身上。而女人们的命运，又维系在她们的贞操上。《烈日》对女人的描写比《白豆》更烈，梅子出走后找到真爱的传奇和做过妓女的雪儿出现在队长身旁，都让故事进一步延伸。从队长的女人观可以看出，他娶兰子为妻和把雪儿当玩物看待，都是他对贞操的苛刻态度使然。男人的权力地位与女人的贞操就这样纠缠到一起，成为决定小说主题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策略，贞操的失去以及由此带来的命运改变，不是男女传奇故事的佐料，而成为改变小说走向、延伸小说主题的意象。
　　董立勃以柔性之笔写下布满惨烈味道的故事，他越是把女人写得美若天仙，小说故事的紧张程度就越高，他把掌权者对贞操的苛求同普通人求爱权的丧失交融在一起，更加突显出不平衡世界里的混乱、残忍和悲哀。性爱是可以挥霍的东西，这还真的是从未有过的主题深度。我想起了昆德拉，昆德拉小说里有一个随处可见的故事“眼”，遭遗弃者为自己被遗弃而暗自得意。被遗弃变成了自动解脱，从而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阴谋，它的悲剧性被扭曲为喜剧，喜剧就这样比悲剧更有深度。董立勃小说人物的性爱观，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下野地”书写需要突破
　　

    董立勃是一位风格明显的小说家，他精湛的笔法和精巧的故事结构，使那些看似平平的人物活跃起来，成为极有戏剧性的人间故事。他的创作在今天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小说是一件需要认真去做的事情。才华要有所控制，才能在倾泻的同时显出执著的流向，有了这种流向，小说才会显示出力量。当然，我也感觉到他可能会出现的创作障碍，题材资源相对固定，主题方向和故事趣味趋于相似，叙述语言还不够挥洒自如，这都对他今后的创作提出挑战，寻求突破一要靠新的题材资源，还要有明晰的创作观念。在某些细节的处理方面，还要更加自然圆熟。当我看到昆德拉从容出入于故事和议论之中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小说家多么需要一种把复杂的哲学深度与生动的人生故事整合起来的能力。想象中，董立勃的小说在主题上会更加丰富，形式上的戏剧因素会被人淡忘，使形式消失在内容中，成为他小说理念的一部分，而不是更多地以技巧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的阅读中。
　　董立勃为自己的小说创设了一个叫“下野地”的环境，这一地名的反复使用，体现出他在创作上坚持某一格局、努力以一斑窥全豹的雄心。当然，他也努力把笔触伸到更加广阔的天地中。长篇小说《暗红》反映的是边地军人生活；《箫与刀》叙述的是一个将战争、边地生活与情爱故事杂合一体的传奇故事；《青树》则更突出西部大漠中刚烈人性的精神气质。近年来，他的一些小说直接关注当下现实，从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寻找奇崛之处。如短篇小说《杀瓜》，就是以一个被通缉者的故事，折射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揭示其背后潜藏着的危机和问题。当然，“下野地”仍然是他不能离开的小说情境，《暗红》《白麦》等小说可以被视为是对《白豆》的延伸与续写。
　　董立勃还在勤奋写作中，“下野地”看上去仍然有很多可以开掘的资源，作家也意识到要把小说疆域扩大到更加广阔的时空里。但我以为他的创作同样有一个需要寻求突破的课题。因为他无论写的是不是“下野地”，无论写今天还是过往，故事框架时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女性历经磨难，心中怀着复仇的火焰，心灵又充满柔软和温情，在人生中过着隐忍的生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命运结局，成了他驾轻就熟的写作路径。我真心期望，他能在保持自己创作风格，甚至保持自己小说“标识”的同时，也能够寻找到突围自己笔下人物的新路，为自己的创作推开更多的门窗，把自己的小说推向更高的境界。  (阎晶明)
　　

【创作谈】　
　　
　　董立勃：我的荒原与小说
　　
　　一个小说写出来，就像一个人生了出来，不管它长得什么样子，要找毛病，能找出许多。作家写小说，就是生孩子。一个人生的孩子，难免会有一些相像。没有办法，已经有不少人给我敲警钟了，说我老写荒原，老写“下野地”，老写那么一群人，会重复，而且已经有重复了。我也知道这不好。可真让我做到一部小说一个样子，完全崭新的，没有一点相同，还真有点难。也许对真正的大师来说不难。可我顶多只能算一个向大师学习的学生，并且还不是个好学生。要做到一步一个台阶，一步比一步高，就不那么容易了。其实，近来不少约稿让我写都市，写当代，写农村，写改革，我也试着写了一下，可总是开了头，就写不下去了。那个笨劲，自己都骂。骂过了自己，也找原因。思来想去，一是觉得自己才华不够，缺少想象力。二是觉得写小说这个事，看起来是自己能把握的事，可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一个作家，一辈子能写什么，能写多少，能写成什么样子，命里早定了。算了算，长篇小说十几部，中短篇小说几十篇，差不多有300万字。再看看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点，不管写的是什么故事，背景只有一个，那就是荒原，并且是新疆的荒原。
　　不是故意为之，只是因为，2岁随支边的父母来到新疆，已经在新疆生活了55年了。二是在23岁以前，没有见过城市，没有见过火车，一直生活在荒原上的一个农场一个生产连队。老家在山东，靠着大海。可要说起故乡两个字，想不起蓝色的海水，想起的只有戈壁滩、大沙漠。同血缘的亲人也有一大群，可没有来往，经常想起的，全是一些在荒原上的人。都说，作家要写熟悉的东西，真是一点儿也不错。这用不着强求，只要去写；不熟悉的，想写都写不出来。没有办法，作家说到底也是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只是大师的局限少一些。所以，受生活经历的限制，我只能写荒原，写荒原上的事，写荒原上的人。
　　小时候，母亲下地干活，老把我带上。地里干活的，女人多，男人少。女人就很厉害，什么话都说，什么玩笑都开。男人和她们斗，全败下阵来。一次，渠道垮了，女人们跳到水里堵口子，没有一个害怕的。新疆开发了好多荒原，洒在上面的汗水，有一大半是女人的。我有个姨姨，现在还在下野地，她是农场的第一批山东女兵，那时20岁不到。来了以后，她们想给她介绍老兵，她不干，非要找个有文化的。后来真找了一个，从广东来支边的学生。她很能干，但不识什么字，当不了干部，就在地里干活，当排长。带着一群老娘儿们，从上世纪50年代，干到了上世纪90年代，干到了一头白发。刚退休时，每个月的退休金才200多块。每次见我，都给我说她们开荒的事，让我写出来。
　　一些事是自己听来的，还有一些事，自己亲眼见到了。这些事像是河里的石头，时间的流水总也冲不走。它们老在眼前晃，晃来晃去，就成了灵魂的一部分。写小说，看起来是在瞎编，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没有人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的经历、你的体验、你的情感、你的人格，在你还没有拿起笔时，就决定了你要写出的是个什么东西。
　　当然，我知道的女人中，没有一个叫白豆，也没有一个叫了妹。但她们身上，有天下所有善良朴实的女人的影子。不错，我小说的主人公，女人要多一些，我还喜欢给女人起些和农作物相关的名字。我想，女人也是粮食。没有女人，这个世界不知会有多么饥荒。正是有了女人的喂养，我们才得以成长。于是，豆啊，麦啊，还有谷子啊，穗子啊，全成了我小说中女人的名字。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发表小说。一直到了2000年以后，才写得像个样子了。才有人看，才有人说写得还不错。是什么东西让我改变了，不少人问我，自己也反省过。以前老早写小说，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总想写得深刻复杂、充满隐喻象征，重视感觉情绪，热衷文体创新，看不起传统，远离古典，也不愿意向文学经典学习。结果，弄出来的东西样子花里胡哨，没有骨头，缺少实实在在的干货，经不起读，耐不住回味。说到底，是把小说最基本的东西丢掉了。这个基本的东西，我以为就是故事。
　　不过，讲故事也是需要技巧的。写小说是一门手艺，得下点工夫才能掌握。这两年，一下子把自己憋了20年的东西写了出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改变了讲故事的方式，让自己傻一点，笨一点。一句话，要尽量简单，一下子能听明白，一件事不要绕弯，快点说出来，不停地把事一个接一个说出来，事说完了，小说家的事也完了，别的事，再别去想，再别去管。小说不等于故事，但没有故事是万万不行的。故事对于小说之重要，如同粮食对于人一样。
　　小说和生活和经历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一直搞不大明白。不过，有时写着写着，写得正来劲，一下子想起了一些往事，就写不下去了。有时，刚好相反，怎么写都写不下去了，突然想起了过去某一个人某件事，马上眼前一亮，灵感像潮水般涌来。我想，天下写小说的人，可能都会这样。许多人说小说是一种形式独特的回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我知道，不管往事是怎么样的刻骨铭心，它都不可能被原封不动地搬到小说里。小说是另一个世界。小说中的人物，只要一出现，他们就有自己的性格和命运，整个过程包括结局，都已经命中注定。作家的任务就是生动准确地把它们呈现出来。
　　要做到生动准确并不容易。小说世界一样迷雾重重，作家因为常常身在庐山中，反而会失去方向，丢掉本质。小说就像一个人，再好的长相也会有些不足。我对小说的要求向来不高，只要看上去不让人烦，还让人有点喜欢，就很不错了。我向来不太相信，这世上真有完美无缺的小说存在。
　　小说家和画家书法家不一样，画家和书法家好像只要有一口气，都能继续画继续写，并且画出来写出来的东西，还可以继续卖大价钱。小说家却好像没有一个能够一直从青年写到老年写到死的。不是他们不想写了，也不是体力不行提不起笔了，我以为多数都是他们的肚子里没有故事了，能够讲的故事全都讲完了。想讲的故事没有了，一个小说家的生命也就终结了。所以我一直做好了准备，如果有一天没有新的故事要说了，我就不会再去写小说。这一天什么时候会到，谁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现在我还会认真去写小说，去讲发生在我的荒原上的故事。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