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读张楚小说
(2012-11-30 09:22:13)分类: 纵横 |
对小城生活想象的重建
小说《梁夏》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叫三嫂的帮工爱上了老实农民梁夏,他断然拒绝了她的身体诱惑——这是一个秉承朴素性道德观念的农民,他只忠诚于自己怀孕的妻子。第二天,女人诬告他强奸,要求他赔偿。没有人相信梁夏的辩白。他告到村里、告到镇里、告到县里、告到市里,他不断辩解,跟他的邻居、哥们儿解释,但都不能为自己讨得清白,反被哄笑。梁夏的故事有点像男版的《秋菊打官司》。但绝不像那个故事那样线条清晰。梁夏面对的不是女人,不是政府,而是整个社会氛围和生存境遇。他每说一次“她想搞我”,都要面对人们奇怪的反映和促狭的表情。梁夏要求与女人对质,众人更有兴趣听女人讲各种体位,看她拿出来皱巴巴的小手绢,女人说得越仔细人们听得越兴致勃勃,没有人在意真相,没有人在意一个男人的清白,梁夏因此处于荒诞的境遇。小说的结尾,三嫂在夜晚表达了对梁夏的不舍后悬梁自尽。这个结尾保全了女人,作为小说家,张楚相信人,相信爱使之恨,也相信爱使人柔软、完整。女人死后,梁夏的感觉如何?“有那么片刻他觉得世界安静极了,所有的喧嚣都被这麦秸垛挡在了耳朵的外面,他甚至痴痴地想,要是能一辈子这样躺在麦秆里,该多好啊。”
张楚的笔下是一群我们自以为了解却完全不了解的人群,阅读张楚小说会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我们对小城人民内心生活的想象何其贫乏、充满隔膜。张楚笔下的这些人完全不是什么底层和卑微者,他们活得良善、活得节俭、活得困窘、活得道德,也活得自我,在他那里,这些人的生活是有质感和可信的,他在重建我们对小城生活的认知和想象。
《七根孔雀羽毛》中的人物似乎都钟爱小物件,比如“七根孔雀羽毛”,比如“大象”,比如“微型蔷薇”……当他们摆弄这些物件时,他们的生命似乎获得了神启。一如《夏朗的望远镜》里的夏朗,他为蛛网般的生活围困,但因为有了对望远镜的痴迷,这个人便有了精神上的光泽。对“物件”的钟爱某种程度上正是人内心生活的具象。
有古典主义情怀的写作者
写作是公务员张楚找到的属于他的望远镜。他拥有他完整的精神世界:笃定、执著,心无旁骛,这位小说家像极了这个时代的手工业作坊里的师傅——他会不厌其烦地书写日常中的细部生活,直到它们闪现出我们平素不易察觉的亮度和异质。他写风景、写气息、写味道,写男人与女人,写人与人之间微妙和暧昧的心意相通,写人生活着的那个大自然和大自然中的小生灵们:蝉鸣、纺织娘的叫声,以及麦子的气息。他小说里的人物可以靠在草垛上闭眼,感受阳光。这是一个手工业者的感受,也是具有古典主义情怀的人才有的触觉。张楚的细腻、安详使他成为这个时代难得的沉得住气的写作者,一个耐心的写作者。
书写传奇和惊悚容易带入读者,书写日常则是对小说家技能的莫大挑战。张楚的小说写得谨严。即使他使用同样的角度,你也会发现他笔下生活的异质。《刹那纪》书写的是小镇上一个貌不惊人的少女樱桃的个人成长。最初进入阅读空间,你会马上想到苏童的小说,但很快,你会为自己的武断而羞愧——张楚是那么不同,他的小说有“北方气质”,张楚以北方人的宽厚、体恤见长,即使是在那样的灰暗无聊中,他依然可以书写出人性的空间、生活本身的质感,以及平凡生活繁复而暧昧的气息。
2003年,当张楚以小说《曲别针》令文坛眼前一亮时,李敬泽曾作过一个评价,他认为张楚的小说“为纷杂而贫乏的文学展示了一种朴素的可能性”,认为他“在对差异的把握中严正追问什么是怜悯、什么是爱、什么是脆弱和忍耐、什么是罪什么是罚、什么是人之为人、什么是存在,这是真正的文学议程,由此文学能够发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声音,打动人、擦亮人的眼睛”。多年后读来,这个评价依然有效。
《大象》也是经得起琢磨的小说。一对养父母,为了报答当年那些救助养女明净的人们,踏上了去城市的报恩之路。但他们并没有实现愿望,没有找到那个人,或那个人已失去记忆。与此同时,明净的病友也来城市寻找久无消息的明净,最终,父母在城市广场上看到了明净的病友,在预感到明净可能去世后,她在伤心地哭泣,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相识,小说在此处结束。作为读者,养母手中的大象玩具使我心软——那里装着女儿的骨灰。阅读者和小说本身的内部情感都因这个“具象”的思念被激发。人物情感的枝蔓和人物性格在小说中都能发育得足够充分,张楚有天然的艺术质感,他的内在情感充盈,即使他再克制,你依然能感觉出小说家对世界的情感温度,他对世界的善意和爱恋。
不以传奇为传奇
《细嗓门》令人惊艳。女人林红是个屠夫,她有一天来到大同,想看看她多年不见的闺蜜岑红过得如何。得知岑红面临离婚,她试图说服那位警察丈夫回心转意,甚至渴望找到那位第三者来沟通。两个女人一起换衣服时,林红的秘密被发现了:“林红的胸脯、林红的胳膊、林红的后背、林红的手腕上全是疤痕,有深有浅,还有椭圆形的疤,明显是用烟头烫过的。”小说里透过种种迂回故事的细节勾勒着这个女屠夫的悲剧:父母早逝、家庭暴力,妹妹被丈夫性侵犯。小说的结尾处,两个女人约好在一个小花园里见面,但林红被紧随而来的警察逮捕——她是杀夫者。林红丝毫没有反抗,她对她的女友耳语说只想为她办件事但还没有办成。她留下了给女友的礼物,也给女友留了念想。“小巧玲珑的花盆,盛开着两朵粉红蔷薇。单瓣蔷薇在寒风里瑟瑟抖动,发出极细小的呜咽声。”
《细嗓门》是优秀的中篇,小说家试图将“林红事件”还原为日常事件,他试图将这个女人的命运还原为日常命运而不是传奇。在《七根孔雀羽毛》后记中,张楚说他在小城里总能听到各种道听途说的故事,小城的很多人物也都是骇人的偷情案、谋杀案、奸杀案、爆炸案、盗窃案、抢劫案的制造者。在他看来,“在这些案件中,他们孱弱的肉身形象总是和人们口头传诵的虚拟形象有着质的区别。”这些小说表明,张楚要做的是还原,他要把那些被演绎固定了的故事拆卸,重新拼接、组装,给予它们脉络、血肉。他以他的逻辑讲述那些事何以发生,因何发生——这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方式,一种讲故事方法,也是一位作家对世界的理解与认识。
张楚是一位从不以小城镇为小,也从不以那花花世界为大;不以传奇为传奇,也不以日常仅为日常的小说家。作为看客,我们也许需要些传奇来填补冗长的人生,但当事人没有一个甘愿来主动填补,不过是无奈,不过是无助罢了。《细嗓门》只字未提林红个人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难堪和羞辱,却奇妙地让人想到那些平静面容下伤痕累累的心灵,获得令读者百感交集的魅力,这是属于小说家张楚的才情。
【谈艺录】:
一晃,小说已写了18年。这18年里,我像个懒惰的工匠,每年拉拉杂杂写上几万字,大部分时间,则在散漫地喝酒、读书、访友、看电影、步行和冥想。这个我生活的小镇曾让我窒息乃至厌恶,有那么几年的时光,我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如何逃离这里,如何与爱人孩子在异乡怀想这里,并继续深深地厌恶这里。可白驹过隙,我仍生活在这儿,无论白昼,被迫注视着这个小镇,犹如一头锦衣夜行的怪兽,在地球越来越快的自转里蜕变,同时将它的獠牙磨得更为尖利森亮。或许我已离不开它,或许,真的就在这里陪着它继续蜕变、继续吞噬光与影、人与畜、肉与灵。
我总是后知后觉地怀疑这个时代。我一直认为,“怀疑”这两个字该是烙在作家脊梁上的“红字”。我也知道,大部分人在贪婪地享用这个时代,在它庞大的子宫里疯狂汲取养分并怡然自得。这是个如何的子宫?它俨然只能以物化、身体化、机械化、权力化、娱乐化来作最好的羊水。作为一个老文艺青年,我从来没有甜蜜地吸灌它腥臊并驭的汁液,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自卑过,我觉得这样挺好。一个叫水木丁的人说:“对于热爱文学和艺术的人来说,有文学和艺术的生活才叫生活,它就是生活本身。”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能有一两个朋友每天傍晚能陪我散步,我们在喧嚣的街道上谈论着新闻、美剧、小说和电影,并且保持着通常的语速和声音;我很庆幸在这个小镇上,小学三年级就矗立在那里的书报亭依然存在(只是主人由原来的周姨变成了她的女儿),我们散步累了,可以坐在里面随心所欲地翻阅最新一期的《人民文学》《收获》《十月》《三联生活周刊》等杂志;我也很庆幸,从去年开始县城终于有了一家电影院,我可以随时看到我想看的电影,再也不用坐上一个半小时的汽车去市里。
所以,有时我会很小农意识地想,我想要的生活,或许就是我已得到的生活,尽管从青春期就厌恶着它,且它不华美纷繁,它不强健壮硕,但与我这种散漫温和的人而言,粗鄙、粗糙的它或许就是我的仙境,就是我的福祉。我宁愿相信这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这本《七根孔雀羽毛》,收录了10年来创作的7个中篇小说。我曾在后记里说: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除了我自己,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影子,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着骇人的偷情案、谋杀案、奸杀案、爆炸案、盗窃案、抢劫案。在这些案件中,他们孱弱的肉身形象总是和人们口头传诵的虚拟形象有着质的区别,即便我是个聋子是个瞎子,某段时间内,他们的故事也会让我变成一个耳聪目明之人——他们的故事绝对有着神启的痕迹。
《七根孔雀羽毛》《细嗓门》和《梁夏》就是这些事件的入炉再造。《大象》《小情事》《刹那记》和《夏朗的望远镜》,则是我对最平朴的人予以的最平朴的解读。然而无论怎样,它们都是一个老文艺青年对这个时代蹩脚的理解、妄想式的肢解和意象式的涂抹。它们都是现实和冥想的私生子,有真实的裂痕,也有幻灭的肌体。我曾经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足够的资金,我会把自己的小说变成影像,我不需要太多的观众,我只需要把那些文字变成流动的光影,让多年后继续生活在这个县城的人们知道,他们的祖先曾经有着如何的生活,有着如何纷繁庸俗又高贵得体的生活。
文学式微的年代,传统小说变得小众、隐秘、纯粹,当然它也内敛,它也光芒四射。一个老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继续写他纯粹的小说。他会把有灵魂、有温度的文字当成他魂灵的根。他希望由这根繁衍出的树木枝叶繁茂、葳蕤多姿、翠绿明亮,让他在这尘世的呼吸变得更顺畅、更自由、更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