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给朋友张赞波打电话，方得知他辞掉北京电影学院的讲师职位，回了老家邵阳租地耕田。我当时有些哑然。这是个才华斐然、激情满怀的导演，多年来一直拍纪录片，在行内美誉度颇高。为何辞职？为何隐居乡野？他没说明缘由，我也没多问。说实话，这样的朋友我遇到了很多，譬如写先锋小说的郭发财，部队转业后跑到一座山上去养鸡；譬如写诗歌的努力嘎巴，辞掉编辑工作跑到湘西种树；譬如导演李红旗，在获“金豹奖”后带着老婆和3岁的儿子跑到湖南种田……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在隐隐约约的惋惜背后，更多的，则是对他们由衷的艳羡与敬佩。
　　
　　我呢，就不用逃离“北上广”了，多年来我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叫“倴城”的县城。这县城位居燕山以东、渤海以西，人口不过数十万。小时天空蔚蓝明朗，空气里满是从遥远的海岸线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腥气，人们衣着素朴，白头净脸，瞳孔里是那种纯净、懵懂的光芒。现在呢，天总是黯淡的，海风的腥气绝迹了，空中飘浮着钢粉、煤尘和废气，即便是春天，鲜嫩的花粉不几日也就湮灭在风中，空气仍是那股挥之不去的铁锈味儿、纸浆味儿。路人行色匆匆，瞳孔里充溢着卸不掉的焦虑。我，每天混迹在这些或陌生或熟稔的人群中，漫不经心地走自己的路，喝自己的酒，读自己的书，写自己的文。
　　
　　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懒得动。这里有你所有的亲朋。他们犹如同一张网内的蚊虫，欢欢喜喜聚拢在你身边，让你在网内蠕动、挣扎、呐喊时，不至绝望、忧伤和自残，相反，更多时日，你会感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毛茸茸的幸福与欢喜。多年来，我就在这张沾满灰尘的网内写我的小说。当然，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我身边的人，除了我自己，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我的亲人、我的朋友的影子，还有一些，则是道听途说的人——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制造着骇人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他们孱弱的肉身形象总是和人们口头传诵的虚拟形象有着质的区别，即便我是个聋子是个瞎子，某段时间内，他们的故事也会让我变成一个耳聪目明之人——他们的故事绝对有着神启的痕迹。
　　
　　《七根孔雀羽毛》等小说就是这些事件的入炉再造。我对太强的故事性有种本能的抵触和警惕：小说跟影视剧的最大差别，就在于文字里不可言说的美和琐碎细节流溢出的气味，而毫无疑问，过度的故事性和过于滑润的叙事速度将伤害这种脆弱的美。所以，通常情况下，我总要拆解故事里的骨骼，让它不至于显得格外茁壮，总要让叙述者显得心不在焉，好让读者有种松弛的、适度的疲惫感。另外，我喜欢日常生活的诗性。我觉得，这种单纯的、无意义的诗性会让复杂斑驳、乱象丛生的故事变得高贵、优雅、从容。在《七根孔雀羽毛》里，我让宗建明摆弄着廉价的孔雀羽毛；而在《细嗓门》中，我赋予屠夫林红最大的爱好，是用猪下水沤的花肥浇花。说实话，写下这些细节时，很大程度上，我感动了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个高尚的人。
　　
　　《大象》《刹那记》《夏朗的望远镜》等小说，则是我对最平凡朴素的人予以的解读。这些人身上有种我臆想出的所有人类美德：善良、忍耐、正直、担当、忏悔、感恩、谦逊……当然，这些人也像生活本身，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傲慢、忌妒、贪婪、懒惰、淫欲、暴怒、饕餮……或许正因如此，这些人才是完整的，这些小说也是完整的，我也是完整的，世界也是完整的。
　　
　　无论俗人圣人，都在渴求自我灵魂的完整，而这完整的灵魂核心，毋庸说就是自由。我想，赞波、红旗他们之所以隐居山野，可能那里更能滋润他们自由的身体和精神。那陌生曼妙之地，于他们而言，就是这颗蓝色行星上最美妙的仙境。在仙境里，他们达到了与俗世生活最相宜的契合，深夜围炉掩卷思量，闻犬吠则洞悉世事，树下小憩亦甘美如饴。我呢，则继续无望地栖在蛛网内，漠然观望、悄然思索、孤单叹息，然后假以文字之手，写出这荒世的光与暗，血与泪，奶与蜜。如此说来，这烟尘滚滚之地，大抵就是我此生的美妙仙境吧？
　　
　　

                                                                           [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