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中间代》:70后中坚作家的集中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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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铁葫芦图书旗下“铁葫芦小说馆”的代表作系列先后推出《代表作·中间代》、《代表作·新女性》(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两本短篇小说集,前者收入薛忆沩、冯唐、路内等10位男作家自选的短篇代表作,后者则包括西门媚、盛可以、绿妖等10位女作家自选的短篇代表作。这些作家大多属于“70后”年龄段的文坛“中间代”,正处在文学创作旺盛期,但他们被已有文学殿堂地位的莫言、余华等“50后”、“60后”作家和极富市场号召力的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夹在中间,且其中多位作家发表作品乃至出书都在30岁甚至之后,所以他们的写作并未被广泛关注,甚至有被市场和读者低估的趋势。
据铁葫芦图书总经理王小山介绍,他们策划推出这一系列,意在向读者呈现如今的文学图书市场中被忽视的优质文字,令更多读者接触并关注包括上述两套书中所含作者在内的一批“在商业助推文学时被广泛遮蔽,但又保持着和文学的亲密关系”的作家作品。“我们衡量作家的唯一标准就是他的作品,《代表作·中间代》、《代表作·新女性》所遴选的作品均为作者自己认定的最满意的短篇小说,亦即我们所理解的‘代表作’。”为此,该系列特别请近来作品陆续问世,在文坛颇为活跃的“中间代”小说家阿乙担任特约监制。据悉,这一系列还将陆续推出其他优秀的原创文学作品。
【内容简介】
《代表作·中间代》是铁葫芦图书“代表作”系列的第一部作品,收录了当今中国文坛十位最活跃的青年男性作家的短篇小说。本书遴选的作品均为作者自己指定的、自己认为最满意的短篇小说,即“代表作”。他们在浮躁的市场中保持着清醒与独立,用个人化的故事直抵写作的本质。如《星期天早上的远足》中梦想的绚丽与现实的失败所带来的焦灼与理解这种痛苦的温情善意,《长着虎皮斑纹的少年》里都市男人在西藏的心灵磨砺,《巩生与彩霞》中农民工与妓女的纠葛,都展现着细碎生活中的挣扎与救赎。
【作者简介】
薛忆沩,湖南长沙人。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获工学(计算机)学士学位,从蒙特利尔大学获(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获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深圳大学文学院。2006年至2007年为《南方周末》及《随笔》杂志撰写读书专栏,2009年至2010年任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出版有长篇小说《遗弃》和《白求恩的孩子们》(台湾版),小说集《流动的房间》、《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和《不肯离去的海豚》,随笔集《文学的祖国》、《一个年代的副本》和《与马可?波罗同行》。
苗炜,1968年出生,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已出版《有想法没办法》、《五魁首》、《让我去那花花世界》、《除非灵魂拍手作歌》,《黑夜飞行》为其最新小说集。
冯唐,1971年生于北京。作家,前麦肯锡合伙人、前妇科大夫。著有长篇小说《万物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欢喜》、《不二》,散文集《猪和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2012年《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评选榜首。
阿丁,男,1972年生于保定。前麻醉医师、前记者、编辑,曾供职新京报,嗜好写字。即将出版长篇小说《无尾狗》。
【目录】
苗炜:星期天早上的远足
冯唐:安阳
阿丁:你进化得太快了
路内:四十乌鸦鏖战记
李师江:巩生与彩霞
柴春芽:长着虎皮斑纹的少年
瓦当:圣诞快乐
阿乙:先知
曹寇:小镇夜景
【相关评论】
著名学者刘再复:忆沩不讲故事,也不塑造人物性格,通篇只见浓郁之情表述的丰富的内心,表述时又是那样充满哲学。我阅读中的“狂喜”,正是来自这些既有形上意味又有数学般准确的诗化语言,不管读哪一篇,我都感到忆沩小说超俗语言的魅力。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阿乙的小说与随笔,貌似细碎、不羁,实则充满张力,暗含激情。他借飘泊者、流浪者的口吻,直面生命中那些难堪的屈辱,并力证尊严的不可冒犯。他以近乎粗野暴烈的笔力,书写这个世界秩序松弛、人心溃散、精神流离飘荡的景象,也嘲讽那种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慌张与不义
《新民文晚报》:无论散文还是小说,苗炜从不把自己的主观想法强加于读者。让文字与形象自己说话,于是文字本身富有魅力,文字塑造出低调而优雅的作家形象。
《新华评刊》:阿丁的叙述极具跳跃性,语言活泼而幽默,并且很有“两套刷子”:前一篇“热”,后一篇“冷”;前一篇如电光石火,后一篇如冰铁冷月。
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王聪威:柴春芽为中国青年小说大师。
《西湖》文学杂志副主编吴玄:瓦当的小说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品格,其叙述和语言具有一种既透明又繁复的趣味,适宜反复阅读。
著名诗人韩东:目前的曹寇正处于小说大师的青年时代,这是一段如此富饶又艰苦卓绝的时光,有他天才的作品为证。
《羊城晚报》:野性与才情在冯唐笔下茂盛地生长,极俗与极雅的氛围里他把古老的汉字调和鼎鼐,烹出喷喷香的文字佳肴。
知名作家张悦然:我第一次看到路内的书是在若干年前某个文学论坛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作家,是一个很成熟而且比他当时的小说更自信的人。
著名作家虹影:李师江具有真正的麦田守望精神,他是中国的塞林格。
【延伸阅读】
3月初,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了“中间代”文学突围研讨会,会上提出了“作家的中间代”这一新概念,并推出冯唐、慕容雪村、路内、曹寇、阿乙、苗炜等一批出生在1968-1978年间的“中间代”代表作家。这一拨“中间代作家”为什么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时候提出“中间代”这个概念有什么必要?我们来听听身为“中间代”作家之一的曹寇先生的观点。
确实如此,在早已成名的60后和80后作家之间,确实存在一个灰色的写作群体,说白了,他们就是70后。虽然写作者大多讨厌将自己纳入某个代际或某个类别中去,但70后作为60后和80后之间的那一代亦为客观事实。而且考虑到每代作家的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剔除清高和矫情而接受中间代这一说法也未为不可。此外,70后与上下两代人的差异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没有一位70后能像60后作家那样获得广泛的文学认可,在60后已被誉为经典之际,70后仍然被视为没有让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而在市场份额上,他们不及80后明星作家的一个零头。也就是说,他们既“没有文学成就”,也不够时尚,大多是图书市场的赔钱货。
因为这一概念涉及本人,我不便对自己提出辩护,更无意“申冤”。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还颇为认可上述这种文学市面上的、显得十分粗暴的认知———无论是在文学史上或受众那里,70后的作品均可有可无。事实上我认为中间代概念的提出,完全是基于文学利益分配问题之考量。言下之意不外乎,相比于60、80后,70后没有受到公正待遇,故有“突围”一说。
在我看来,70后这一代人与60后基本保持着兄弟关系,也许正是因为在精神层面和审美趣味上与兄长们有着因循相袭以至兄终弟及的降序,所以长期以来“弟弟”这一角色构成了70后的宿命,那就是在早已功成名就的兄长们高大身躯后,70后的一切行为都只能被视为跟随和协从,一如少年斗殴场景中大哥和小弟的形象。
60后的幸运不仅在于他们的职业水准,也在于他们赶上了好时候。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可谓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兄长纷纷抛出了成名作和代表作,加之50后正值文学壮年(一如现今的60后),在整个国家被市场主义吞没之前,他们基本消费完了人们对纯文学的热情。就算后来纯文学的市场边缘化了、小众化了,他们的余热仍然占据着大部分份额。对于70后这些弟弟来说,所能享受到的文学利益之贫瘠毋庸置疑,可谓空气稀薄、营养不良。
其实有一点不可遗忘,70后也曾闪亮登场过。不过,因为一片基于政治和道德等各种因素的骂声,诸如“私人写作”,诸如“身体写作”,诸如“下半身”等罪名……这些“美女作家”和“美男作家”转瞬即逝。硕果仅存者大概也就是安妮宝贝和若干以书写校园青春和都市情感的流行作家了。换言之,70后最初是以“美女作家”(《上海宝贝》)和“网络文学”(《第一次亲密接触》)进入文学视界的,它们的“低级”迄今仍像饭后油渍一样残存于文学判官们撇着的嘴角。也可能正是因此,对70后的失望情绪构成了对70后的基本无视,长期被遮蔽由此而生。如果说70后确实迄今没有创作出值得信任的好作品,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个问题存在的前提理解为:人们究竟有没有无论骡马把他们拉出来遛遛然后去阅读他们的兴趣或勇气?我想正基于此,中间代这一概念才带有某种怒气横空出世,虽然它并不新鲜(诗人安琪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南京作家李樯和朱庆和也办过名为《中间》的民刊),但此时抛出,大肆渲染,既体现了提出者的文学嗅觉和商业头脑,亦可谓恰逢其时。那么,这一“时”又是什么呢?
新世纪以来,市场主义的泛滥和时代进程的加速度,促成了急需换代的迫切愿望。80后就是在此环境下现身,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到了蛋糕那最大的一块。不要说70后了,连“霸占”文学利益多年的50、60后都感到利益受损而纷纷羡慕嫉妒恨。也就是说,80后的迅速蹿红是一次呼应市场主义的换代行为,但它并非是针对70后的换代,而是直接代谢掉50、60后,70后作为60后的弟弟,不仅像页码那样被顺手翻过,简直不足道哉。文学批评家张柠多次强调70后作家过早衰老,我认为一方面是70后长期处于半明半暗的境地,如病退的老公务员(50、60后则属于退居二线的老干部),另一方面囿于张先生对70后的阅读还显局限。如前所知,这并非张柠存在蓄意遗漏,而是可呈现的70后作品是那么有限———即便有中间代概念的一声巨响,本人对未来也并不乐观。
然而生机也正暗藏此处。70后无论在文学判官那儿还是在图书市场里的全面溃败,已致使其中部分人开始全面抛弃这两块土壤,他们通过不同行业的工作渐已成为这个国家“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文学作为他们隐秘的欲望,渐次成为青灯黄卷,来自世俗事务的经验和收入保证了他们的文学审美和精神活动。换言之,既然写作养不活他们,那么少数保持文学热情的顽固分子,不同层次的生活现场(地气)却滋养了他们相对纯粹的写作。在“文学青年———成名成家”这条类似科举制度的当代中国文学体制中,他们彻底成为了局外人,我认为却更有可能深入了文学的核心部位。与其说他们被中国文学抛弃,不如说他们组织了中国文学的民间力量,抛弃了腐朽平庸的文学官衙和名利比拼。鉴于官方和市场的浮华和浅薄,我倒觉得他们的真诚势必成为每况愈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大希望。
此番抛出中间代,除了上述背景,还在于新世纪十年来80后明星作家所提供的文字产品的销量业已回落。少年明星们的粉丝已然长大,而偶像却“青春常在”,审美疲劳和厌倦情绪正在与日俱增。偶像幻想嬗变,却又贻笑大方、丑态百出。简言之,无论是官方还是市场,对于文学新贵都虚位以待。恰逢其时,盖此谓也。
不过,此番中间代的一时喧嚣,并不意味着70后会被另眼相看,恰恰相反,需要警惕的是,它也可能成为新一轮遮蔽的开始。就我所知,不仅70后这一群体,被遮蔽的80后作家同样众多。一群人遮蔽另一群人,这就是我们的历史真相。从文学理想上而言,再考之当代中国文学生态,被宣扬未必就不是坏事,被遮蔽未尝就不是好事。作为此番中间代概念的“受益者”,我作如上观。
【延伸阅读】
最近,铁葫芦图书推出的《代表作·中间代》,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这是国内首次出版“70后”代表性作家优秀作品合集,因此,不少评论家将其视作研究评判“70后”作家作品的一个标本。书中收录了薛忆沩、苗炜、冯唐、阿丁、路内、李师江、柴春芽、瓦当、阿乙、曹寇等10位“70后”代表性作家自选的最为满意作品,并用“中间代”这一概念指代这些作家。
较之莫言、苏童等“50后”、“60后”作家颇具家国天下的忧患意识,郭敬明、落落等“80后”作家巨大的市场和商业号召力,这批“70后”文学写作者似乎面临着“陈年佳酿”和“无敌小清新”的双重夹击,只能以“中间”身份处于双方“阴影”下的“灰色地带”。有文学评论家认为,“70后”作家虽然没有“50后”、“60后”、“80后”作家那样的社会知名度,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写出独具特色的优秀作品来。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关注个人的成长经验和自我的情感命运,既贴近文学本身的命题,又不绝对排斥市场的需要。他们的作品承上启下,很有可能为中国纯文学另辟一条蹊径。
以个人化写作反映时代
“70后”作家,上有老下有小,可谓是与当下现实生活最贴近的写作者。他们往往不是职业作家,写作不是谋生的工具,只是爱好和副业。薛忆沩是IT人士,苗炜是记者,冯唐是大夫,阿丁是麻醉师,阿乙是警察,路内是广告公司创意总监……这批来自不同行业的作家个性十足。
他们的作品,既没有前辈作家的宏大叙事和沉重历史感,也不像某些后辈作家那样完全沉醉于商业气息中,或仅把文字当做快餐来消费。他们往往通过个人化的写作反映时代与自身的关系,从日常生活入手,敏锐而准确地捕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予以升华。比如路内的《四十乌鸦鏖战记》,幽默风趣,将一些零零碎碎的情节拼成一幅青春画卷。苗炜的《星期天早上的远足》写的就是作者生活中的琐琐碎碎,真实动人,让读者观后以为小说就是现实生活,在小说人物身上看到了身边某些朋友的影子。薛忆沩的《出租车司机》创作灵感来自深圳深南大道上的车流。
“两头不沾边”也许是机遇
如果说“叫好”是前辈作家的代名词,“卖座”是后辈作家的符号,“中间代”作家则不得不面临如何“叫好又卖座”的难题,若无实力,也有可能既不“叫好”又不“卖座”,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他们看似在夹缝中生长,也可以说他们有点“两头不沾边”。“中间代”其实是一个模糊的代名词,除了已过而立、即将不惑,没能“成名要趁早”,一度为市场所忽视,这些作家彼此真没什么共性可言。但他们也许正因外这种“上下不得”的身份而获得一份机遇。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说:“不上不下,不尴不尬,对文学来说,可能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中间代”作家能否成为未来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激活新的文学生命力?实际上,他们正越来越被文坛所认可。在《人民文学》杂志与盛大文学联合评选的“未来大家”排名前20中,冯唐、路内、阿乙位列3席。曹寇被誉为最具才华和潜力的当代青年小说家、南京青年作家的代表。李师江则是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得主。有人说,“中间代”代表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魅力就在于一种独立写作的姿态。曹寇曾坦言:“如果不想在快车道上因为开得太快而翻车,就得先把自己经验之内的东西写好。”通过路内作品中幽默戏谑的语言,读者也能体会到属于作者的躁动不安、青春叛逆及其对未来和自由的渴望。
不过,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黄孝阳指出:“阐释文学的权力将更多地转向出版机构,尤其是具有强大营销能力的民营公司,这相对于原来单一封闭的系统是好事。对写作者来说,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但如何让烧灼灵魂的火面对资本的意志,是一个难题。”看来,“中间代”作家找到自身立足点后,如何应对商业利益的诱惑,依旧是一个无法逃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