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纪念》细读
　　

    墨白的短篇小说《纪念》篇幅很小，主题却很大，他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命运。
　　墨白的小说具有很强的哲理性与隐喻性，充满了对生命与死亡问题的沉思与探究。
　　墨白对短篇小说文体有着刻意经营，从语调、节奏到叙事视角、时间、结构等等，无处不见匠心。
　　读《纪念》之前，早闻墨白大名，却无缘识其人，阅其文。读了《纪念》第一句，就像中了电，被小说的语调与节奏所吸引，迫不及待读完了全篇，感受是：墨白的小说写得真好。
　　《纪念》是一篇正格的短篇小说，很短，不足5000字，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人兼主人公“我”是一个作家，名字叫“墨白”，写了一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书，为了校对这部书稿，我来到异乡一座古老的城市里。在1995年4月4日清明节的黄昏，我想起五十年前同一天的往事：自己的老太太麻婆，在杀死了强奸自己的日本人后，一把火点燃了自己家的扎纸铺而葬身火海。黄昏时分我从所住的小旅馆中走出来，在十字路口看着人们烧纸祭奠逝去的亡灵，不禁想起了麻婆以及千千万万与自己“无关”的其他死去的人，于是买了火纸，从一个漂亮的女孩子那里借到火点燃。或许是死者把我们联系到了一起，在烧过火纸后，我与“她”好像已经认识了许多年。我们一起散步，最后走到附近的公园里，在湖边长椅上聊天。我得知这个女孩叫罗燕，她说自己是给死去的男朋友烧纸，并且声称我在长相上很像他。我虽然不认识罗燕，但她说认识我，因为我正在校对的书稿就是她打印的。我向罗燕讲述了五十年前有关爷爷奶奶的往事。夜晚的寒冷和关于死亡的回忆使我们两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最终在湖边长椅上做爱。我与罗燕分手后，第二天醒来就想起了她，但当我找到了罗燕所在印刷厂的照排室，却被告知罗燕半个月前就已投入公园的小湖自杀了，原因是她男朋友去日本留学，抛弃了她。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我感到一阵晕眩，视线里是无边无际的黑暗。
　　《纪念》篇幅虽短，但故事和主题却并不简单，它至少包含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麻婆的故事，第二层次是主人公“我”对于过往事件的追忆、书写与祭奠，第三层次是我与罗燕的奇遇。三个层面的故事包含三种不同的时间维度，其所揭示的主题是很不一样的。第一层次麻婆的故事发生于五十年前，属于“人类的往事”，揭示的是民族主题。小说一开始就是：
　　“麻婆坐在昏暗的屋子里，目光有些痴呆，她的思想沉溺在对某一个事件的思考之中。她瘦小的身子被开得旺盛的白色黄色紫色的纸花所簇拥。”
　　这两句是对麻婆故事的直接陈述，但作者并不打算把重点放在对这个故事的讲述与民族主题的渲染上，因此，在这两句之后，视角一转，转到第一人称叙事，开始进入第二层面，即现在（“我”、“生命”）对过去（“麻婆”、“死亡”）的追忆、怀念、祭奠与沉思，这是这篇小说的侧重点，小说题为“纪念”，应该与此有关。为了突出题目“纪念”，作者把小说的现在时间定在清明节：“现在是1995年4月4日，清明节即将来临。”清明节是中华民族最为传统的节日之一，这一天人们要给死去的祖先上坟，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与怀念。因此，清明节是一个具有特殊意味的时间设置，是为烘托出“纪念”的抒情氛围而设定的。作者通过“我”对于“过去”“死亡”“仇恨”“战争”的回顾与祭奠，表达出的是超越民族的“人类”主题。第一层面麻婆的故事所演绎的是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侵略与战争，这是典型的民族叙事，而到了第二层面“我”对于麻婆以及其他亡灵的追忆与祭奠，透露出的则是超越性的人类主题，表达的是“我”对于个体存在、生与死、人与人关系、人类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小说的这两个层面是比较浅层的，还不能构成真正的故事性，真正具有故事性、哲理性和艺术虚构性的是第三个层面：“我”与漂亮女孩罗燕的奇遇。“我”与罗燕之间由偶遇到聊天到做爱，这一切来得太快了，这还不算奇，最奇的是“我”最后竟发现罗燕半个月前已投水自杀。这种情节上的发现和陡转，一下子改变了整个故事的性质，它是作者的一个精彩设计，也是理解本篇小说的关键所在。在罗燕已死的“发现”之前，小说的故事可以说具有完全的写实性，但罗燕已死的事实则使此前的故事带有浓厚的虚拟性、隐喻性与哲理性。
　　在三个层面的故事中，麻婆的故事隐喻着过去与死亡，“我”的追忆与纪念隐喻着生命与现在，而“我”与罗燕的遇合则隐喻现在与过去、生与死的双向对话、交流、转化与统一。在第一、第二层面的故事中，“我”追忆着人类的陈年往事，麻婆是我追忆与纪念的对象，时间维度是由现在（生）向过去（死）追溯。但在第三层面“我”与罗燕的故事中，一切发生了变化，死亡化身为漂亮女孩罗燕，在清明节的街头烧纸祭奠男朋友，她的漂亮与凄伤吸引了“我”，我们之间好像已经相识多年，最后我们的感情快速发展，最终在湖边的长椅上做爱。这样的情节隐喻的含义是复杂的，最浅层的寓意如小说中所说“人死了有灵魂”，但更深的含义则是作者对生命与死亡关系的深入思考：生与死的对话与交流，转化与统一，死亡与过去对生命与现在的制约与影响，等等。小说对死亡问题的关注、思索与探究贯穿了三个故事层面，小说中出现了不同人多种多样的死：爷爷的死，麻婆的死，罗燕的死，其他千千万万与“我”不相关的人的死，充满了各种与死亡相关的意象，如黄昏、夜晚、清明节、坟、纸花、花圈、万人坑、大火，一些零碎的灯火在湖面上跳跃，“那些灯火仿佛是许多年前的死者的眼睛”。对于死亡的思考与探究，使小说的语调显得非常深沉与严肃，第一人称“我”的使用又进一步加强了小说的抒情性。
　　对于死亡，作者持一种哀而不伤的积极态度，写出了死对于生的吸引，如“我”对于罗燕的感情；死与生的交流与共在，如“我”与罗燕由互相倾诉感情，最后发展到肉体的结合；死对于生命个体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如“我”一见到罗燕，互相之间便如相识多年，“或许是这样，是那些死者把我们联在了一起?”在清明节的街头，看着那么多人为那些“我”并不认识的逝者烧纸，“我”一下子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关性，于是也买了火纸来烧纸，当罗燕问我为什么烧纸，我的回答先是“不知道”，然后是：
　　人类吧。我这样嘟哝了一句。
　　人类?
　　或许是吧，为死去的人类。
　　“我”烧纸，一方面是为了麻婆，但又不仅仅局限于麻婆，他的祭奠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狭隘的血缘层面，而进入到更为宽广、阔大的人类层面。在这里，也正是死亡的相关性，使“我”一下子悟到人类个体之间的相关性，这种顿悟大大提升了“我”的思想层次，使我的关注点由血缘关系（家）的层面进入民族（国）的层面再最终进入人类（超越家国）的层面。当“我”与罗燕在湖边长椅做爱时，“夜风吹动我们身后的树叶，如许多手在拍动着。我想，这是一些死者为我们这些生者发出的声音吗?”这一句精彩的比喻如神来之笔，深刻写出了死对于生的支持与歌颂，生显得非常美好，而死也完全失去了其惯有的恐怖气息。
　　《纪念》的主题有着很强的超越性、哲理性与隐喻性，为了表达这样的主题，墨白一反中国小说的写实传统，开始了他在艺术虚构领域的探险历程。艺术产生于想象与虚构，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命题，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批评家却总是抱着现实主义的一套法则不放，现实主义的长期独尊与一统天下，使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贴近现实的同时，也由于过于紧跟现实，而带来一系列的弊端，其中根本一点，就是忽略了艺术来源于想象与虚构这一基本的艺术规律。《纪念》的故事模式，为一个男人遇到一个女人，爱而生情，最后却发现女人已死去多日。这样的情节若以写实的尺度衡量，不但是荒诞不经的，而且在《聊斋志异》中已经出现了多次，成了俗套。但墨白却有能力以旧翻新，从老故事中翻出新意境，把新与旧、现在与过去、古典与现代、民族与人类等各种元素融合一起，锻造出全新的东西，不得不让人佩服作者的大手笔。《纪念》采用《聊斋》的故事模式，而并不让人感到《聊斋》的怪异与轻佻，笔者认为这与作者的艺术匠心是分不开的。首先是前面已提及的三个层面的故事设置，麻婆故事、我对麻婆的追忆与罗燕故事的并置。其次是小说主题的严肃性、民族性、人类性的宏大主题，再加上生与死的深沉思考，使罗燕的故事显得逼真而非怪异。第三，短篇小说艺术上的经营：在叙事视角上，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而且“我”的名字就叫“墨白”，第一人称叙事便于抒发感情，小说的抒情氛围与哲理内涵的获得，与此有关，小说给读者带来的逼真感觉与此也有关；为了营造“纪念”的氛围，作者在叙述语调上也非常讲究，一开始使用了许多长句，如：“我坐在异乡的—座古老的城市里的一家小旅社的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来回溯人类五十年前的往事。”“在一个十字路口，在被灯光照得迷离的柏油路面上我看到了由几堆在风中挣扎的火纸所燃起的火苗。”这些长句子读起来节奏非常舒缓，营造出深沉的抒情氛围，定下了全篇的语调。
　　总之，从《纪念》可看出，墨白是一个很有思想深度、艺术感觉非常细腻的作家，他已具有了成为大作家的潜质。
　　

［作者简介：刘涛：1971年生，男，河南省邓州市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专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具体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现当代诗学及现代文学史料学。］

                                                   [ 资料来源：《东京文学》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