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

“小人物”的美学

杨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他身上有着相互矛盾的因素。他性格腼腆、羞涩，但又不乏狡黠，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他则既真诚，又好玩，总能说些出人意料的话来，引人大笑。他的酒量不大，却又是喝起酒来最勇敢的人，有他在，饭桌上的气氛会很活跃。我想，杨遥的本色是质朴腼腆，而“好玩”则是他的外在表现，是他的丰富之处。杨遥不仅人是如此，他的小说也是如此。

杨遥的小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纪实的，这些作品更贴近他的个人生活体验，像《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等，平实质朴，像是直接从生活中剪贴过来的，他“如实”地描述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几乎看不到艺术加工，就像老朋友在聊天，但是在这些作品中，对情绪与细节的敏锐捕捉，以及叙述语调的选择与转换，也显示了他的艺术才能。

而在另一部分作品中，杨遥则展示了他的想象力，在《你在巴黎到底呆过没有》中，杨遥给我们讲述了一个16世纪巴黎小学徒的故事，他以非凡的虚构才华抵达了那个陌生的时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寓言。

杨遥的叙事才能表现在他能游刃有余地控制叙述的节奏，以及故事的走向，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在《唐强的仇人》中，唐强到理发店时遇到黑社会头目王二，惨遭毒打，回家时发现有人来偷他的钱，黑暗中用力一锹打死了窃贼。想想反正要死了，就下决心要杀了王二，不想被王二出门的排场吓倒。后来他又发现窃贼并没有被他打死，就诡秘地与好朋友一起去城里贴悬赏打王二的广告……在这个故事中，以唐强复仇为主线，情节几次发生转折，杨遥出色地控制着故事的走向，在几次转折之中写出了唐强这个小人物的反抗及其心理状态。

再如《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写的是一个颇具荒诞色彩的故事：元明工作不顺心，家庭生活也很沉闷，有一次妻子带回一个呼啦圈，他也开始玩，随后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个游戏，不停地转呼啦圈，妻子女儿都无法忍耐，但他依然乐此不疲地玩着，旋转得越来越快，直到有一天，妻子女儿发现那飞速旋转的呼啦圈带走了元明……在这个故事中，元明被呼啦圈带走无疑是点睛之笔，深刻地表达了小人物逃避现实的渴望，在艺术上也颇为新颖，小说的前半部分都在为这一中心情节做铺垫，杨遥写元明工作的不如意，家庭的压抑，随后将笔墨收拢，渐渐集中在呼啦圈上，最后以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收束，打开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在整个故事的构思上，杨遥以绵密的手法逐渐编织与铺垫，最后达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在《闪亮的铁轨》、《二弟的碉堡》等小说中，杨遥显示了他另一方面的长处，那就是将纪实与虚构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写实带有隐喻性与荒诞性，更加耐人寻味。《闪亮的铁轨》讲一个陌生的少年为村里人排斥的故事，《二弟的碉堡》讲“二弟”一家与村里人对峙的故事，小说在现实逻辑的基础上不断推衍，将故事讲述到夸张的程度，但这种夸张并没有削弱故事的表现力，反而呈现出了某种本质的力量。

我们可以发现，杨遥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他们饱受屈辱与压抑，杨遥不仅写出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也写出了他们面对现实的态度，或者“复仇”，或者“逃避”，他们在怯懦中忍耐，也会在忍无可忍时爆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与杨遥的出身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他是一个来自乡村、经受过坎坷的青年，自然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饱含感情，想以自己的笔表达出他们的心声；另一方面，杨遥在他的创作中也逐渐发展出了一种“小人物”的美学，他们像野草一样生活在人世间，但也像野草一样坚韧有力，杨遥的笔触关注着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写作特点——短小的文体、随意自如的行文方式、独特的叙述语调、巧妙的构思与隐喻，这些构成了杨遥的“美学”，也向我们展示了“底层文学”在艺术上的新的可能性。

◆简介

杨遥：原名杨全喜，中国作协会员。1975年生，大学学历，先后从事乡村教师、环保志愿者、政府文秘、乡镇干部等工作，现在忻州市委宣传部借调。200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杂志发表作品。获《黄河》杂志2005年度优秀小说奖、《山西文学》优秀作家奖，2007—2009年度“赵树理文学奖”。短篇小说集《二弟的碉堡》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2009年卷》，作家出版社出版。

◆访谈

■被疾病和钱折磨的青年，

被文学和写作改变的生活

李云雷：你的生活经历颇为曲折，但是对文学的热爱是你始终坚持的，可以说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文学相关，不仅你传奇般的爱情拜文学所赐，你的工作变迁与文学密切相关，文学也让你从一个县城走出来，为读者所了解。能否请你谈谈你的生活经历，你最早是如何接触文学的，文学在你的生活处于怎样的位置？

杨遥：我出生在雁门关脚下的一个叫阳明堡的古镇，在娱乐贫瘠的农村，读书成了消遣时光、寻找快乐的好方式。那时书少，从各种演义传说到金庸、古龙的武侠和琼瑶的言情，能找到什么读什么，我幻想做一位大侠，也把自己想象成琼瑶笔下的人物。后来，《简爱》、《傲慢与偏见》等外国文学名著和路遥、王朔等作家走入我的视野，我把大量课外和课堂时间用来读小说。高考结束后，我上了吕梁山中的一个师范学院的中文系，大学时间几乎都花在读书上，学校几个令人尊敬的老师，赞成学生搞创作，学校设立一个“树人”文学奖，我的第一篇小说获奖。

大学毕业那年，父亲病了，在别人实习的半年时间，我辗转于太原的各大医院，隔几天收到一张病危通知单，恨不得把自己当成一张钞票花出去。父亲出院后，我在滹沱河边的一所学校当老师，每月283块工资，一想到天文数字一样的债务，就感到失望。这时和我隔着滹沱河当老师的一位同学要考研，他现在在太原一所大学当老师。我想到考研上学就没有工资了，还得再花钱，对于我的家庭，还是写作更合适。这时，我的母亲又开始病了，在山西肿瘤医院确诊病情，治疗。母亲离开我们，生活如果以前还有光，现在一下变得面目狰狞。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又选择用文字改变和反抗生活，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体会更加深刻。

我边写作，边开始找对象。那时《五台山》主编彭图老师、《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老师、《黄河》主编张发老师都大力扶持新人，我的作品他们都很重视。可是一找对象，那些上过大学或没有上过大学的女孩总是谈房子、城里工作等很现实的问题，让人恐惧。29岁那年，我觉得自己必须结婚了，在农村一过30，就成大光棍了，而且因为我迟迟没有结婚，影响了比我小3岁的弟弟结婚。春节过后，两年前在北京学习认识的红狐给我打电话，我和她说了自己的想法，她父亲和我父亲见了一下，我们准备五一结婚。发出请帖遇上非典，不让外出，不让操办喜事，又一家家打电话告诉朋友们另行通知。非典过后，我们成了一家人，家里只有一件电器，花了五千多块买的一台组装电脑，我们两个觉得写作需要。

2003年，代县籍内蒙古作协副主席冯苓植老师回家乡祭祖，邀我在县城宾馆一起吃饭。时任代县县长的王书东去敬酒，冯老师介绍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个人才，王县长当场拍板把红狐从河北调回来，把我调到政府办。2007年，县里干部调整，我成了乡镇干部。写作越来越有影响，2008年忻州市委宣传部借调我去写材料，我想去大点的地方，犹豫一下，去了，一干就是三年多。

可以说，文学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从读书接触文学，到亲自拿笔实践，再到决定从事写作，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多年来我干的工作都和文学没有关系，但我始终牵挂文学，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开始写一会儿，一天工作都觉得踏实。星期六、星期日上午单位不加班，一般都在家里写作。写作使我变得踏实，对生活有了自信。

■很短的短篇，曲折的故事，

“好像没有写完”的情节

李云雷：在你的小说中，既可以看到赵树理等老一代山西作家的影子，也可以看到卡夫卡、卡佛等作家的影响，可以说是本土化与现代化的结合。在你的写作中，哪些作家对你的创作构成了影响，在文学阅读之外，还有什么影响了你的写作？

杨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一个山西人，我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又很早读过赵树理、马烽等山西老作家的作品，它们很自然地对我产生了影响。但具体到每一个人，生活不同，接触到一个作家的时间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对我有过影响的作家比较多，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某方面做得比其他作家优秀，按时间排序数几个：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川端康成、卡夫卡、鲁尔福、马尔克斯、罗萨、贝娄、福克纳、卡佛。除了阅读，影响我写作还有生活，妈妈小时候的教育。

李云雷：你的短篇小说的特点是很“短”。现在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很少，多在一万字左右，但你的短篇小说大多在四五千字，有的甚至只有两三千字，写作这样的短篇，你有什么考虑？

杨遥：小说我觉得不能以长短论英雄，内容应该服从表达的需要，我喜欢的很多经典短篇都很短，如《河的第三条岸》、《礼拜二下午午睡时刻》等。我对小说艺术上的追求是自然、简洁、从容、穿透力强。

我的短篇短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工作忙，一坐下来就希望快点把这个小说写完。

李云雷：另一方面，你的短篇虽然很短，但是中间的转折却很多，看你的小说，很难从开头猜到结尾，这是大部分作家都很难做到的。比如《在A城我们能做些什么？》、《唐强的仇人》等，中间有很多穿插与变奏，人物与故事的走向颇为曲折，忽分忽合，忽爱忽恨，出人意料但又颇为自然，这显示了你强大的叙述能力，或许也与你的小说观念有关，能否谈谈你是如何考虑的？

杨遥：一部小说开始叙述就犹如一条从山涧出发的小溪，它怎样到达大海，自然界的规律是一波三折，也飞流直下；它迂回前进，也可能倒流，但它绝不是瀑布，每一条小溪在什么地方进入河流，在什么时候进入海口，都是不一样，甚至不可预测的。我愿意我的小说像河流一样自然进入大海。

李云雷：你的小说在叙述上的一个特点是，自由随意，不注重故事情节的完整性，而跟着情绪与氛围走，“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如行云流水一般，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说读你的小说“好像没有写完”；另一个问题是，在你的叙述中，小说的主人公很少有“自主性”，而只是作者表达的符号，从而失去了更多的丰富性与可能性，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杨遥：我觉得小说的情绪与氛围比故事更重要，中国传统的文学注重意境，我们读一首古诗，大多品味的是它的意境，而不是它表达的事实，哪怕是那些著名的叙事诗。所以我觉得一部小说不讲氛围，一味追求故事，首先就失败了。一个好的文本，应该是文字结束了，留给读者的余地还很大，而不是文本随着文字结束。我理想中的小说是读者随便翻开一页，读着一段，就想往前读，或者返回去从开头读，能做到这一点需要靠情绪与氛围，故事是达不到的。

我写小说喜欢追求自然，小说中的主人公就好像一个开始转动的陀螺，有他的轨迹和发展，不可人力去破坏或扭转。这样做也许丰富性与可能性差些。我也喜欢一些经典作品中那些战天斗地改造人的主人公，他们甚至在我人生灰暗或茫然的日子里激励过我，我现在正在寻找这样的一种平衡。

■令人困惑的“大时代”，

取道巴黎的“表达策略”

李云雷：《表哥和一次青岛旅行》、《北京的阳光穿透我的心》、《给飞机涂上颜色》等小说中有你个人生活的影子，我们从中能看到你的所思所感；但在更多的小说中，我们却无法看到你个人独特的体验，而只是看到你作为一个作家的叙述及其技巧。我感觉这是70后作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也是影响他们写作更好发展的一个困境。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如何看待生活与写作的关系？

杨遥：我觉得一个作家一定要反映生活，但怎样反映生活，每个作家可能采取的方式不大一样。从我的经历来说，我熟悉农村生活，也熟悉机关小职员的生活，但我不是农民，是机关小职员，所以我写农村题材的作品时，写的是“他们”，写机关生活时，写的是“我们”，由于自我身份的不同，表达方式不一样，给读者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同样是生活。

作家怎样处理和时代的关系，我一直比较困惑。我们这个时代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深远地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怎样去表达，我把握不准。主要是因为“大时代”的发展变化尽管是由每个“小个人”创造的，但它怎样发展变化，“小个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参与和表达的权利。托尔斯泰能创作出《战争与和平》，雨果能创作出《九三年》，现在，我看到的最好作品不是那种宏大叙事的，而是琐碎的深入个人内心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时代原因？

李云雷：你的《闪亮的铁轨》、《二弟的碉堡》等小说，在细节与叙述上是真实的，但有着耐人寻味的寓意，整体上给人以一种抽象感。这类作品将写实与“虚构”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平衡感较强。

杨遥：《二弟的碉堡》写于2004年，那一年我以“鸟镇”为背景写了10篇小说，蛮以为会引起文坛注意，当时没有觉得《二弟的碉堡》特殊。2005年《黄河》发表它时，一起发了我三篇小说，《二弟的碉堡》排在中间，接着《小说选刊》选载了它，李敬泽老师编年度小说选时选了它，它变得重要起来。对于这篇小说，我很感激选刊编辑和敬泽老师——他们说有光，便有了光。慢慢地，我也偏爱起它来。《闪亮的铁轨》写完自己喜欢，给了《人民文学》，很快就发出来了，我觉得它确实不错。

李云雷：你的另一类作品，则是完全虚构的，如《你在巴黎到底呆过没有》等，这类作品不多，但很有意思，显示了你开阔的视野与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能力，故事也颇富寓意，请问这一类小说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杨遥：小说让人着迷，我觉得其中一条原因是它拥有无限的可能性。写作《你在巴黎到底呆过没有》时，我试着把背景放在16世纪的巴黎，主人公选择了一个剃头匠，一个原本大家都熟悉的主题，因为背景的设置，陌生化效果出来了，艺术性也较强了，《大家》很快发表。同期我还写了一篇《丢失了的，永远丢失》，采取写实的手法。这两个小说采取不同方式表达同一主题，水平不相上下，但是结果截然不同，《丢失了的，永远丢失》许多刊物推荐上去，最后都通不过终审，一个向我约稿的主编直接说发出来怕惹麻烦。通过《你在巴黎到底呆过没有》这个小说的创作，使我明白了表达要采取一种策略。

■关注“活着”的有心人，

注重命名的“标题党”

李云雷：你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或者“卑微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你写出了他们的生活与烦恼，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时并未着重于社会问题，而注重描述他们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你何以会选择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视角？

杨遥：对于小人物，他们最关心的是生活，最需要解决的也是生活问题，除非朝代更替、国家兴亡，一般的公众社会问题尽管影响他们，但离他们很远。作为社会最基础的一分子，他们的基本状态就是“活着”，他们怎样活着，是我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那些边缘的人、畸零的人、容易被人忽略的人，我愿意深入他们的心灵世界，关注他们的喜怒哀乐。作为个体，他们每一个都是“人”，每一个都幸福着自己的幸福，痛苦着自己的痛苦，他们使我心灵震撼，使我反省自己。

李云雷：你的小说的题目都很有特点，比如《唐僧是我们的证婚人》、《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为什么没有把她做成琥珀》、《给飞机涂上颜色》等等，这些题目新颖、随意，出人意料之外，但又颇耐人寻味，请问你给小说取题目时有着怎样的考虑？

杨遥：小说的题目对于年轻作家非常重要，一个世界级重量作家可以返璞归真地写一个平淡题目，读者会追着他的作品看，但年轻作家的作品可能因为一个没有特色的题目让读者忽略。我经常写完一篇小说时为它们的题目发愁，苦思冥想而不可得。有时一些很有意思的题目却会不期而至，有了这样有意思的题目，会刺激作者不停地想小说的内容，最后可能会形成一篇杰作。

一次去圆明园游览时，忽然蹿出一个《在圆明园作渔夫》，我觉得很有意思，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经常想这个题目应该写一篇怎样的小说，现在小说的轮廓已经在我脑海中慢慢成熟。《唐僧是我们的证婚人》、《给飞机涂上颜色》也是先有了题目，才有了内容的。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1-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