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关于您的创作，人们常用到的几个词是：浪漫、温暖、热烈、诚恳、思辨，这是否也是您在写作中所努力追求的？

　　张炜：这都是我喜欢的好词儿，我真希望自己能是这样。不过这些元素和品质要在作品中留驻，当然是很高的指标，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我恐怕还不尽具备。它们更可能是由写作者的生命性质决定的。我读到这样的作品，心里会非常羡慕写作者。

　　记者：您在《你在高原》的自序中说，这部书是50年代生人的心灵记录，记录下这一代人的心灵史，您希望传达给读者或这个时代什么？“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一个作家，该如何用文字来推敲山河？

　　张炜：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了一些重要的事件，比如说饥饿年代、“文革”、还有拨乱反正之后的一些事，特别是经历了80年代初关于人生理想的那场大讨论。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全国上下到处都在寻找真理，人人都在设计人生道路。从目前看，中国单独追求物质的欲望非常强势，在这种状态下，回头想想那个年代，就会觉得像在梦里一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每每回到那个场景，就回到了一场激越的、慷慨澎湃的大梦之中。所以对应今天的时代，这种种回溯是特别有意义的。这部长卷写了100年的历史，也就是从革命党人一直写过来，直到今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接近今天，笔墨也就越重越浓。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反思过去、追忆既往的回忆性作品，而更多是一个全面展现当下中国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好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亲历者，是参与其中的人。一些人在那场壮怀激烈的行走中，有各式各样的遭遇，甚至付出了生命。我是目击者，也是行动者。我想告诉给大家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有承诺的人。我们当中有的人一直在践诺，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不是大话，而是事实如此，这让我们今天的人不得不去面对。有的人真的付出了太多，这些必须得到记录，不然就对不起昨天和未来。所以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也是非做不可的事情。

　　记者：说到您的创作，总离不开浪漫和理想。如果说《秋天的愤怒》《古船》还是一个直面现实发声的张炜，那么，从《九月寓言》《外省书》，到后来的《丑行或浪漫》《刺猬歌》，一个理想主义的张炜就更为读者所熟悉了。有人说，“张炜是一个保持了神话般创造力、并创造了自己的神话世界的作家”，无论人们用乡村牧歌还是乌托邦来概括，不可否认的是，您用自己的创作为读者建构了一个“理想国”，是什么促使您选择了这样一条写作道路？

　　张炜：因为我在1988年开始写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古船》等长篇小说，还有很多中、短篇、散文和诗。我在文学道路上的跋涉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当然也有所成功。我积累艺术经验的同时，也积累了更大的创作欲望，所以想有一次更饱满、更淋漓尽致的表达——这个表达要有相应的体量去匹配，也就是说，不可能是一个单行本，而应该是结构上非常大的一个作品才能完成。另一方面，就是我复杂的经历和长长的阅读史，这一切结合在一起，才有条件催生这样一次浩繁的表达。没有这么大的体量，似乎已经不足以表达自己30多年的人生体验：这其中有说不尽的感慨，有蓄起的饱满的情感，它们都要找到相应的艺术形式表现。

　　《你在高原》与其他系列多卷小说不太一样。系列小说每部故事一般是独立的，它在同一个名字下面统帅了很多不同的、或稍有联系的单行本。但《你在高原》是同一些主人公、同一个大故事下的长卷，所以写作时，就要处理无数的细部问题，光是技术方面的环节，整合起来就要耗费很多心力。如果是系列小说，下面是互不相关的几个单元，那么写作和修改只需为这个单元负责，不存在单元和单元之间丝缕相连的复杂关系，更不要说韵致、意境等等的协调统一了。《你在高原》不追求宏大叙事，也不追求史诗式的写法。就像《圣经》所说：从窄的门进入。事实上它的10部39卷都是可以单独阅读的，采用的是现代结构方法，既可以从头读起，也可以从任意一部开始。读的顺序不一样，获得的感受便不一样。这样就把结构的自由留给了读者。当然，如果按照作者给出的顺序从头到尾读下来也好。如果读了哪一部，不读其他，并不会有情节上的缺失感。这部作品在结构上是现代主义的，它这种特质不光体现在每一个单元内部，而且体现在单元与单元之间、卷与卷之间。这就要求作者在结构之前想得很细、很多，在写作之初做大量的、类似于数学运算那样的缜密思考——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即理性的东西太强，会削弱感性，压迫感性，而这又是长篇小说创作中最忌讳的事情。所以说这两者是矛盾的，这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全都要考虑到、处理好，不然作品就成了一个机械的、拼接的、零碎的、糅杂的怪物。

　　记者：阅读您的作品，常常能感受到您对于汉语表达的自信和汉语之美的坚持，并获得精神的美感和语言的美感。这种美感的体验需要的是慢阅读，在这样一个什么都讲求快的时代，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创作会曲高和寡？

　　张炜：纯文学过长就没人读了，这个说法完全是以一己的心态去替代和揣测众人的心态。《你在高原》出版以后，得到了那么多热烈的回应。曾有一位数学专业的老科学家，她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读完了全书，然后把自己的儿子儿媳叫到跟前，说希望他们都读一遍。儿子儿媳都读了——不久前我到西安，他们听说后找到我，谈了这个经历，让我一阵感动。很多像他们这样的“非文学中人”，对《你在高原》却有那么多热烈的回应，这甚至让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是《古船》《九月寓言》出版时的那种感觉。有的读者甚至在三四个月里只沉浸在这套书中，写下了厚厚的、长达十余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些例子太多了，不必一一列举。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感慨：读者不问，问者不读。读书人埋头读书，陷入情景不能自拔，或感动或愤怒，哪有时间东张西望问来问去？而专事询问的人，基本上是不会好好读书的人。当然，作为一个写作者，要将各种质疑看做社会的进步，因为有声总比无声好。作家要听取各种各样的声音，从中吸取自己需要的营养——这不仅仅是一个包容的姿态，而是作家目击、观察生活的重要角度和方向。从另一方面来说，《你在高原》用了2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写成，人生有多少个22年？再问一句，人生在创作旺盛的时期又有多少个22年？既然如此，读者也完全没有必要一口气把它读完，他可以慢慢读，如果感觉不好，就把它扔掉，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阅读是自愿的。我们通常只关心自己读了多少、愿不愿读，而不会追在别人身后问读了没有、读了多少——阅读应该是享有充分自由的。

　　记者：在《人的杂志》中，“我”曾自问“什么是高原”？可否理解为这个高原既是地理意义上的高原，也是精神意义上的“高原”？为什么会用“你在高原”来作为这十部作品的总题？

　　张炜：英国诗人彭斯有一句诗：“我的心啊，在高原！”很可以用来回答这个书名。说到底，这还是“心的高原”。我们平时说的“心比天高”，就是在说人的不能满足——永远都不能满足。这是人的天性，它注定了人类要不停地在精神上追求和想象，同时还要在现实中奋斗。雨果说比宇宙还要广阔的就是人心，只有写人心，才会有无数的故事、无数要说的话。

　　当然，这部长卷的结尾已经预示或告知，有很多人(书中的一些主要人物)，都先后去了西部高原。这些人让我们遥遥注视，并在心底发出一声慨叹：“你在高原！”

 

                                                  (刘颋http://www.chinawriter.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