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格非访谈:当先锋已成往事
(2011-09-14 15:23:37)| 分类： 方圆 |
从1987年，他的代表作《迷舟》在《收获》上发表之后，格非就和余华、苏童、北村、孙甘露等人一起，成为先锋文学的中坚力量。《迷舟》之后，《青黄》、《风琴》、《唿哨》、《傻瓜的诗篇》、《欲望的气质》……他的小说，总像谜一样让人捉摸不透。网友们戏称他为“中神通”，他的功夫未必就超过东邪余华南帝苏童，但是他身上的隐逸范儿却与全真教的始祖多少有那么点神似。
他不常出现在镜头面前，小说也从未被改编成影视剧，他本人呢，现在拒绝担任编剧，神龙见首不见尾，写《人面桃花》的时候，他甚至直接躲到了意大利的一家修道院里，潜心于花家舍那个神秘世界的构筑。
当先锋已成往事，他的小说，也变得更为冷静、节制和内敛，恰如《春尽江南》，打的就一手好太极，需要更多的耐心，去体味人性的善恶和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挣扎与个人的无奈。
新民周刊:为什么要写“人面桃花”三部曲？《春尽江南》是“人面桃花”的最后一部，三部曲的时间跨度近百年，你又如何看待文学与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
格非:写三部曲是年轻的时候的想法。如果今天再让我来选择的话，我恐怕不会这样选择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有了一个意图之后，你要把这个意图掐灭掉是很难的。你会觉得很别扭，总觉得有一桩心事没有了却。
其实写的时候我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调整，我原来的构思和我今天拿来面对读者的长篇小说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人面桃花》原来是一个地方志的结构，我特别着迷的结构，但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需要一个历史的脉络，但是如何来处理历史，我有很多的矛盾。一方面我不太相信文学是一种可以完全做到客观表达的历史，做到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去投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文学性的历史存在，我对再现和复述历史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同时我又感觉到(这是特别矛盾的地方)，必须对历史大致的脉络有所了解，你不能完全把历史作为“六经注我”的工具，这也不是我的追求。在这种矛盾之下我开始写“人面桃花”三部曲。这三部曲里面有一点历史的影子，但又希望它能和我对生命的理解直接挂起钩来。所以恐怕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妥协也挺好，我没能超越那种妥协，有的时候一个作家的想法太直接了太清晰了反而不好。
新民周刊:80年代你的写作以先锋著称，写了很多实验性的作品，到了90年代之后，你写的短篇小说像《紫竹院的约会》、《打秋千》和早期作品比起来更为内敛和冷静，这一部《春尽江南》，同样如此，是不是想对文字的准确、故事的准确、叙事的准确有更强的把握？
格非:你说得对，我觉得我的早期探索特别芜杂。当然像《迷舟》这样的小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褐色鸟群》就比较芜杂，《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也是如此，你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不够精粹。90年以后，我特别有意识地想把我要表达的东西能够确定，能够更加准确有力，当时确实是希望做一点新的探索新的变化。
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认同某种东西，比如西方的价值系统，你当然会觉得它好，你也不了解，一头扎进去。知识界也一样，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我所尊敬的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后我发现，能够让我过去尊敬现在还尊敬的人恐怕不多了，虽然他们也会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跟我看人的变化有关系，不会那么轻信，不会那么盲目。当然社会经验丰富了，对人的看法也逐渐全面。
先锋小说:形式的探索
新民周刊:《追忆乌攸先生》是你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对“追忆”、“空无”这样的主题感兴趣了？
格非:是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会对神秘的事物感兴趣，对未知世界、对人的生命有很多的想法，感觉到世界的浩瀚和时间的无穷。这些方面确实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的。所以当时写《追忆乌攸先生》的时候，不免这些方面的问题想得多一点。
新民周刊:《褐色鸟群》对小说的形式与结构做出了有力的探索，你觉得小说中的时间是否是让小说中的时空发生扭曲的关键性因素？
格非:对，《迷舟》和《褐色鸟群》这样的作品，主题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不可知的命运和时间的思考。当时的社会，经历过极端的封闭，一下子对外开放，西方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我会觉得自己了解的东西很少很少，而外面的世界又无比巨大和宽阔。当然也是受到一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影响，我对这些作品产生了比较亲切的认同感。我个人觉得《迷舟》和《褐色鸟群》都是这样，只不过《褐色鸟群》更形式化一些，或者说更哲学化一些；《迷舟》呢，我希望通过一个传统的有头有尾的故事来表达我对时间的思考。这一直也是我希望探索的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把小说写得更为玄虚，另一方面就是能把故事讲得更好。
新民周刊:《迷舟》故事的时间在七天中展开，“七天”这个时间和《圣经·创世记》有没有关系呢？
格非:对“七”个这个数字你可以有很多的联想。比如一周七天，它当然跟基督教的文化、希伯来的文化都有关系，但是它跟中国也有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七”同样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比如人死了之后要讲“头七”，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当然，最终在小说中，我主要的考虑还是如何根据小说的安排来设计时间。三天的话，故事还来不及展开，十天的话又太多，一篇一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时间的跨度上来讲，我觉得七天可能比较合适。
新民周刊:《敌人》是中国先锋小说的第一部长篇，《敌人》的核心情节是父亲杀子，你和苏童、余华、北村这一批的作家，在小说中常常会显露出一种弑父弑子的情结，这种冷酷的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
格非:《敌人》的情节设置恐怕和我对文化的思考有一些关系，或者说跟我在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关虽然现在我不一定会这么看。那时我的想法比较单纯。我认识到有两个不同敌人，一个是外部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敌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像一头野兽一样蛰伏在我们心里的敌人。实际上，外部的敌人只有通过内心的敌人才会起作用，如果你内心足够强大不恐惧，那么外部的敌人也就不成其为敌人。我想这种恐惧感和我们的童年记忆有密切关联。我们的童年，是文革，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屏障，暴力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格非:是的，那个年代的我们会对神秘的事物感兴趣，对未知世界、对人的生命有很多的想法，感觉到世界的浩瀚和时间的无穷。这些方面确实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注意到的。所以当时写《追忆乌攸先生》的时候，不免这些方面的问题想得多一点。
新民周刊:《褐色鸟群》对小说的形式与结构做出了有力的探索，你觉得小说中的时间是否是让小说中的时空发生扭曲的关键性因素？
格非:对，《迷舟》和《褐色鸟群》这样的作品，主题都是一样的，都是对不可知的命运和时间的思考。当时的社会，经历过极端的封闭，一下子对外开放，西方思潮和文学作品大量涌入，我会觉得自己了解的东西很少很少，而外面的世界又无比巨大和宽阔。当然也是受到一些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影响，我对这些作品产生了比较亲切的认同感。我个人觉得《迷舟》和《褐色鸟群》都是这样，只不过《褐色鸟群》更形式化一些，或者说更哲学化一些；《迷舟》呢，我希望通过一个传统的有头有尾的故事来表达我对时间的思考。这一直也是我希望探索的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把小说写得更为玄虚，另一方面就是能把故事讲得更好。
新民周刊:《迷舟》故事的时间在七天中展开，“七天”这个时间和《圣经·创世记》有没有关系呢？
格非:对“七”个这个数字你可以有很多的联想。比如一周七天，它当然跟基督教的文化、希伯来的文化都有关系，但是它跟中国也有关系。对于中国来说，“七”同样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比如人死了之后要讲“头七”，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当然，最终在小说中，我主要的考虑还是如何根据小说的安排来设计时间。三天的话，故事还来不及展开，十天的话又太多，一篇一万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时间的跨度上来讲，我觉得七天可能比较合适。
新民周刊:《敌人》是中国先锋小说的第一部长篇，《敌人》的核心情节是父亲杀子，你和苏童、余华、北村这一批的作家，在小说中常常会显露出一种弑父弑子的情结，这种冷酷的世界观是如何形成的？
格非:《敌人》的情节设置恐怕和我对文化的思考有一些关系，或者说跟我在80年代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关虽然现在我不一定会这么看。那时我的想法比较单纯。我认识到有两个不同敌人，一个是外部对我们构成威胁的敌人，另一个是我们内心的、像一头野兽一样蛰伏在我们心里的敌人。实际上，外部的敌人只有通过内心的敌人才会起作用，如果你内心足够强大不恐惧，那么外部的敌人也就不成其为敌人。我想这种恐惧感和我们的童年记忆有密切关联。我们的童年，是文革，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屏障，暴力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我不相信文学性的历史存在”
新民周刊:为什么要写“人面桃花”三部曲？《春尽江南》是“人面桃花”的最后一部，三部曲的时间跨度近百年，你又如何看待文学与历史/时间之间的关系？
格非:写三部曲是年轻的时候的想法。如果今天再让我来选择的话，我恐怕不会这样选择了。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有了一个意图之后，你要把这个意图掐灭掉是很难的。你会觉得很别扭，总觉得有一桩心事没有了却。
其实写的时候我已经做了非常大的调整，我原来的构思和我今天拿来面对读者的长篇小说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化。《人面桃花》原来是一个地方志的结构，我特别着迷的结构，但是我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需要一个历史的脉络，但是如何来处理历史，我有很多的矛盾。一方面我不太相信文学是一种可以完全做到客观表达的历史，做到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像一面镜子一样可以去投射”。我不相信有这样的文学性的历史存在，我对再现和复述历史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同时我又感觉到(这是特别矛盾的地方)，必须对历史大致的脉络有所了解，你不能完全把历史作为“六经注我”的工具，这也不是我的追求。在这种矛盾之下我开始写“人面桃花”三部曲。这三部曲里面有一点历史的影子，但又希望它能和我对生命的理解直接挂起钩来。所以恐怕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妥协也挺好，我没能超越那种妥协，有的时候一个作家的想法太直接了太清晰了反而不好。
新民周刊:80年代你的写作以先锋著称，写了很多实验性的作品，到了90年代之后，你写的短篇小说像《紫竹院的约会》、《打秋千》和早期作品比起来更为内敛和冷静，这一部《春尽江南》，同样如此，是不是想对文字的准确、故事的准确、叙事的准确有更强的把握？
格非:你说得对，我觉得我的早期探索特别芜杂。当然像《迷舟》这样的小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褐色鸟群》就比较芜杂，《没有人看见草生长》也是如此，你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不够精粹。90年以后，我特别有意识地想把我要表达的东西能够确定，能够更加准确有力，当时确实是希望做一点新的探索新的变化。
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认同某种东西，比如西方的价值系统，你当然会觉得它好，你也不了解，一头扎进去。知识界也一样，有很多朋友，有很多我所尊敬的人，但是经过这么多年后我发现，能够让我过去尊敬现在还尊敬的人恐怕不多了，虽然他们也会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同时也跟我看人的变化有关系，不会那么轻信，不会那么盲目。当然社会经验丰富了，对人的看法也逐渐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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