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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吴玄：浙江温州人，1966年生。主要作品有《玄白》、《西地》、《发廊》、《虚构的时代》等。出版有小说集《谁的身体》、《像我一样没用》、《像马儿一样奔跑》，长篇小说《陌生人》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为《西湖》文学杂志副主编。

　　◎文并供图/李云雷

　　◆访谈◆

　　■“京漂”是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推而广之，人在这个世界的境遇，大概也是如此

　　李云雷：你2000年到北京来，是你生活与创作的一大转折，现在也有不少朋友视你为榜样，想到北京来做所谓“京漂作家”。那么你最初到北京来是怎么考虑的？在北京的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回到杭州后，你的生活与写作有什么样的变化？

　　吴玄：当时，中篇小说《玄白》刚刚发表，好像还有一点影响。现在想起来，我从乐清来到北京，做一个所谓的“京漂”，是很突然的，我并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是带了一个文学梦想，我告诉老婆，我要去北京搞文学了，然后我就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去搞文学，更不知道文学是怎么搞的，也许文学只是个借口，我是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再待下去了，于是我就以文学的名义逃走了。我并不是在追求什么，我只是在逃避什么。

　　在北京的时候，我又十分讨厌北京，我一点也不适应北京的饮食和气候。尤其是春天，北京的春天不过是书面上的说法，其实北京根本就没有春天。风依旧是冬天的风，冷而且硬，刮到脸上，像是被人扇了一个耳光，而且夹着黄色的沙尘暴，嘴一张，就满嘴是砂，成一个沙坑了。那时，我从北京回家，经常路过杭州，我觉着杭州相当不错，是个游手好闲的地方，是个适合我待的地方，后来，我真的就回杭州了。

　　话是这样说，但是，若是仔细探究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精神上的隐秘关系，我又只能选择北京。北京赋予了我一种身份，就是“京漂”。“京漂”是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推而广之，人在这个世界的境遇，大概也是如此。

　　李云雷：你曾在政府部门和电视台工作过，这在不少人看来都是“肥缺”，请问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离开？你的作品也很少以这一段生活为题材，有什么考虑吗？

　　吴玄：我是在政府部门呆过，不过，我不适应那种生活，它看上去极其严肃，其实极其无聊，那是种一本正经的无聊，而且你不能说出这是无聊的，必须忍着笑维护它严肃的面孔。而电视台则是一种一览无余的无聊，我很少写这种生活，是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这些地方，我关注无聊本身，我是把无聊作为一个哲学词汇来理解的，而不喜欢做作的无聊。

　　李云雷：平常感觉你是爱开玩笑的，很有些“不正经”，这与你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你的作品显得比较严肃，有的甚至有所谓“零度写作”的感觉，但其中一些懒散、散漫的气质则是相似的，你如何看待作品与为人的关系？

　　吴玄：在气质上作品和作家可能是一致的吧，什么气质的作家，就有什么气质的作品，那些用心灵写作的作家，作品和本人密不可分，而用想象力写作的作家，虽然作家不在场，而气质依然会渗透其间。

　　■我叙述的故乡不是一个温暖的词语，不是精神家园，更不是一个乌托邦

　　李云雷：你最早的作品是什么？现在你如何看待这个作品？《玄白》是你最早引起关注的作品，我当时感觉与阿城的《棋王》比较相似，但也不太一样，你如何看待它与《棋王》的关联？

　　吴玄：我最早的作品是《匕首如梦》，十四年后才发表，当时没有影响。这个作品我还是蛮喜欢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表达了父辈对下辈的谋杀，历史对现在的谋杀，好像还蛮深刻的。

　　《棋王》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那个暴力时代的一种冲淡人生，让人仿佛回到了魏晋。《玄白》和《棋王》在精神上好像是相通的，都有道家的气息。但它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阿城好像在教我们如何面对苦难，而我则缺乏这样的苦难背景，我只是一个业余围棋爱好者，我试图用围棋来表达一种痴迷的忘我的人生状态。

　　虽然，我在写《玄白》的时候，也很倒霉，当时我因为某种原因失业了，寄住在某中学学生宿舍的楼梯间，那里原是堆放废弃的杂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杂物。我闲着没事，就写小说。杂物间的窗外长着一丛惹眼的水竹，我坐在窗下看着那丛小竹写作，心里竟意外的宁静。水竹对我的写作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影响，至今我还觉着《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气质，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个作者。

　　李云雷：《西地》与《发廊》涉及了社会问题，但不以表现社会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写出了独特的人物，你如何看待这两个作品？如何看待城乡之间的关系？

　　吴玄：这两个小说，大部分评论都是沿着城乡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然后探讨传统和现代性之类的话题，这样的讨论也没什么错，不过，这不是我的原意。《西地》、《发廊》和另一篇《门外少年》是一个系列，主题都是性，《门外少年》的性是本能的，《西地》的性是权力的，《发廊》的性是商品的，如果你连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个叫西地的村子在堕落。故乡就这样堕落了。

　　所以，我叙述的故乡不是一个温暖的词语，不是精神家园，更不是一个乌托邦。从《门外少年》到《发廊》，故乡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伦理上、人性上，都已经一无所有。

　　李云雷：《虚构的时代》和《谁的身体》都写到了“网恋”，你如何看待当下网络的作用与两性关系？

　　吴玄：网络的作用，显而易见，网恋也不会改变两性关系，这个不用写小说来证明。十几年前，刚刚有了网络，我刚刚上了网，似乎验证了拉康的一个理论：人是符号的动物。但人分明又不仅仅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有身体的，而在网络上，身体被悬置了，人确实就是符号的动物。《虚构的时代》和《谁的身体》就是关于“人作为符号的动物”的小说。

　　李云雷：你的《匕首如梦》等小说比较具有先锋意味，而此后在形式上更趋于传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吴玄：我们这代作家，刚好碰上八十年代的先锋运动，很多人都是从先锋起步的，所以我的处女作也是个先锋小说。当时，文本实验很盛行，似乎先锋就是文本实验。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把文本切来切去的，不过，我一直不喜欢那种把文本拆开，颠来倒去的实验作品。文本实验只是先锋的一种准备工作，先锋更应该是精神层面上的，对人的精神的探索。

　　现在看来，先锋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过去了。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先锋小说，作为潮流和运动已经不存在了，作为文本实验的先锋写作，已经不是主流了。但另一个方面，就是先锋文学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传统，先锋写作的各种元素已经集体无意识地融入到现在每个作家的写作中。先锋和以前的现实主义、古典主义一样，已经成为写作的一种传统了。

　　■无聊是存在的基本困境。我说的无聊，是指零意义的生活状态，不是日常用语里的那种无聊

　　李云雷：我认为长篇小说《陌生人》是你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它的价值可能在于描绘出了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读完这个小说后我觉得对你更加了解了，以前在与你的交往与谈话中，你的这种感觉通常以嬉笑的方式表达出来，现在以这样一种“严肃”的方式呈现出来，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那么这个小说与你的精神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否完全表达出了你现阶段对人生、世界的感受？

　　吴玄：差不多吧。若是剔除故事，就精神状态而言，《陌生人》确实就是我的精神状态。

　　李云雷：我注意到小说主人公何开来的人生经历，与你有不少相似之处。文学史上有“自叙传小说”或“私小说”，前几年又有所谓“私人写作”与“身体写作”，但这个小说虽然处理的也是个人经验，但似乎要传达的是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那么你是如何将个人经验艺术化的呢？

　　吴玄：《陌生人》只是貌似自传体小说，我写作喜欢从具体的我开始，也就是个人经验，然后抵达一个抽象的我，也就是普遍的人的状态。至于个人经验如何转化，我一点也不知道。

　　李云雷：《陌生人》与你以前的小说，比如《像我一样没用》、《同居》，在表达无聊感上有着一脉相承之处，甚至《同居》中的主人公名字也叫何开来，你曾说过还要以之写一系列小说。这是你对世界的基本感受吗？这种感受主要是来自于知识，还是来自生活呢？

　　吴玄：我对世界的基本感受确实就是无聊感，此种感受，先是来源于生活的，但也受知识感染，并且赋予了无聊一种理论。叔本华说，天堂和地狱代表人生的两极，地狱代表痛苦，天堂代表无聊。那么，文学也就有两种：地狱文学和天堂文学，地狱文学就是痛苦的文学，现实主义文学吧；天堂文学就是无聊的文学，就是我写的文学吧。

　　我以为，无聊确实就是存在的基本困境。我说的无聊，是指零意义的生活状态，不是日常用语里的那种无聊。现在，我就是活在这种零意义的无聊状态里面。在此之前，生活是有意义的，文学也是有意义的，比如古典主义追寻美，浪漫主义追寻激情，现代主义追寻的可能更复杂一些，主要大概是自我，然后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了。后现代可是一场宏大的拆解运动，从各个方面进行拆解，比如福柯对历史的拆解，德里达对语言的拆解，拉康对自我的拆解。拉康说，根本就没有自我，自我是虚构的。还不仅仅自我是虚构的，利奥塔尔在《后现代状况》里总结了，其实历史、语言、科学、宗教等等也是虚构的，这一切，只不过都是叙事，叙事之外，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我们人，不过是活在一场宏大的虚构里面。这样，我们的文化大厦蓦然间就倒塌了，就像股市房市的突然崩盘。

　　现在，我们是站在我们自己的精神废墟上面，《陌生人》试图写的就是这个废墟上面的自我。没有意义，只有无聊。

　　李云雷：在《陌生人》中，可以明显看到加缪《局外人》与图森作品的影响，我知道这也是你最喜欢的两位作家，那么你觉得你的作品和他们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相似与不同？加缪的小说一般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但加缪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到“荒谬”到“反抗荒谬”的过程，他后期的作品，比如《鼠疫》就描绘了一个在荒谬的情境中承担起责任的里厄医生形象。那么你对加缪后来的精神转变怎么看？

　　吴玄：加缪和图森，都是我的小说导师，加谬有强大的理念，他的人物往往是哲学概念。加缪也是图森的导师，但图森是经验主义的，他把加缪的哲学人物还原成了具体可感的人物。我也是经验主义的，《陌生人》带着作者的体温。

　　我写的这个陌生人跟局外人还是不同的吧，《局外人》关注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陌生人》关注的是自我和自我的关系。局外人是存在主义的人物，世界是荒谬的，局外人是绝望的，内心是冷漠的；陌生人，也是冷漠绝望的，开始可能就是局外人，这个世界确实是荒谬的，不过，如果仅仅到此为止，还不算是陌生人——陌生人是对自我感到陌生的那种人。局外人对自我并不陌生，那个叫“自我”的东西还是存在的，并且是确定的、清晰的、真实的、可以跟世界抗衡的。他们恰恰是自我意识强大的那类人，在人的主体性建构进程中，他们是完备的，先知先觉的，只是他们将自我从社会和世界中分离了出来，像是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可是，陌生人面对的是自我，自我其实是最不可面对的。对陌生人来说，荒谬的不仅是世界，还有自我，甚至自我比这个世界更荒谬。所以，何开来不是加谬的默尔索，他是后现代社会自我崩溃后的一个碎片。

　　如此看来，局外人，加谬的精神转变，从荒谬到反抗荒谬，也就是必然的。

　　李云雷：80年代中国曾有“存在主义”热，加缪也是那时被大规模介绍进来的。我认为那时对“存在主义”的热衷，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相关，即它试图将“个人”从既有秩序中解救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在现在看来，在文学上，对“个人”的强调，已从“存在主义”走到了“下半身”，从精神层面走到了欲望层面。那么你认为“存在主义”对理解当下现实是否依然有效，或者在什么范围内有效？

　　吴玄：要理解当下现实，唯一有效的东西好像是金钱和权力，尤其是权力，更为有效。至于存在主义之类的主义，早就销声匿迹了吧，在当下的文学里面，也没看见什么存在主义。

　　◆印象◆

　　游戏者的反抗

　　吴玄是一个很好玩的人，朋友们跟他在一起，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他戏谑的玩笑，嘲讽的眼神，和睥睨一切的语调，总能给人带来很多乐趣，让人感觉到生活是那么有意思。这些当然都是表面现象，吴玄在骨子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即使玩，也要玩出花样和水平。比如下围棋，他的水平据说在当代作家中无出其右者，他的中篇小说《玄白》即以围棋为题材；再比如写小说，也是他“玩”的方式之一，在他所涉及的题材领域之中，也达到了很高的层次，像小说《陌生人》，写一个人的无聊感，将之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在当代文学中，我还没有看到对人性深层次状态把握得如此出色的作品。

　　吴玄的写作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匕首如梦》、《玄白》等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学步的姿态；而在《西地》、《发廊》等小说中，他的个性开始显现，他关注三陪女这一社会群体，但不仅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与思考，而且深入到了她们的内心世界，以及她们的行为对故乡及社会风气的影响；在《同居》、《像我一样没用》等小说中，吴玄找到了他独特的主题——无聊感以及摆脱无聊感的努力。在这里，无聊感不是一时的烦恼所致，或经受挫折之后的黯淡情绪，而是一种对世界的整体感觉，这样的精神状态在《陌生人》中得到了最为深刻的描摹。小说的主人公何开来不仅对权力、金钱、荣誉感到无聊，对家庭、爱情甚至自己都感到无聊，他所能做的，只是让自己尽可能地躲藏起来，避免与外界接触，避免思考，这一人物可以说是作者吴玄在文学中的精神投影。

　　为什么吴玄会对世界有这样的认识与感受？我想这与他的个性、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吴玄是一个天性自由、满不在乎的人，而他偏偏生长在温州。如我们所知，温州是一个民营资本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一个经济理性最为发达的地方，这样的生活环境和氛围对于吴玄反而形成了一种压抑性的力量，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他先后离开政府部门、电视台，并于2000年只身到北京做“北漂”的原因。也就在那时，我认识了吴玄。他在北大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经常晃晃悠悠地到北大来旁听各种课程。

　　现在来看，吴玄的小说可以说既是温州的产物，也是对温州的一种反抗。如果说温州代表着一种资本的现代性的发展模式，那么吴玄所代表的恰好是反抗这一现代性的美学。他以游戏对抗经济理性，以无聊对抗追逐金钱的价值观，显示了生命本真的一种状态，是对人性异化的一种省思与反抗。如果说我们通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温州企业家代表了这种现代性模式，那么吴玄的主人公则是这种模式所产生的另一类人物，他们无力超越这一模式，只能以自己的无聊、逃避加以对抗，只能以美学上的升华对这一戕害进行复仇。在这个意义上，吴玄并未远离温州，只不过他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了温州。

　　吴玄的小说并非仅仅具有“现代主义”的技巧，就其本质而言，恰恰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深刻反映。他以自己的方式触及了当代中国的核心精神命题，也以美学展现出了现代性发展对人性所造成的异化。同样，在吴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冷嘲热讽乃至阴阳怪气，便不只是好玩，在他嘻嘻哈哈、看似不太正经的语言后面，隐藏着他严肃而又关切的内心世界。吴玄在小说中所一再强调的无聊、游戏，“像我一样没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反而成为了“有用”之物——它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从而寻找改变的途径，寻找一种本真的生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