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初，一件发生在台湾文化圈的事情震动了海峡两岸，还一度冲上了热搜。

要说是台湾娱乐圈出点什么事儿上热搜那是毫不奇怪，但台湾文化圈这些年已经很少能有啥能让民众关注的事儿了，可偏偏这件事情却引得了两岸同胞的一致声讨，是咋回事呢？

可能有的读者已经猜出来了，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将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等一批珍贵文物偷偷送到日本去展览。

本来文物出国交流是挺正常一件事，但为什么这次会引发众怒呢？

这得从颜真卿是什么人开始说起——

颜真卿出生在一个家风严正的世家，他的先祖颜之推写了本《颜氏家训》，至今仍不失为家庭教育的经典教材。虽然颜真卿3岁就没了父亲，但良好的家风渊源还是把他培养成了一个刚正不阿、正直忠诚的人才。

颜真卿从小就喜欢书法。但由于家里没了顶梁柱，家境不佳，所以颜真卿就用刷子蘸黄泥水在墙上练字——这样的经历锻炼了他的笔力，也让他养成了喜好写碑的习惯（一笑瞎分析的）。

可这样练毕竟是野路子。

当颜真卿通过了吏部的选官考核后，他终于有机会找名师学习了。

名师是谁？

住在长安裴儆家的著名书法家、草圣张旭。

张旭可是号称“张颠”的，怎么会耐烦规规矩矩的教人？

他看着颜真卿那张执拗脸，只是扔了几张自己写的作品给他，说：“书法哪有什么秘诀！多写多写再多写，勤学苦练就行了！”

颜真卿听了，真的就老老实实地练了一个多月的书法。

一个多月以后，他又去拜见张旭，说：“我得到您的教诲以后，勤学苦练了一个多月。写出来的字，虽然别人都觉得很漂亮，但我自己仍然觉得差点意思，能不能告诉我一些书法的要诀呢？”

这时候张旭才认可了颜真卿的努力，正正经经的告诉颜真卿“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字诀（十二字诀详解见附录）。

得到张旭的教导后，颜真卿书法有了一个大的进步，他自己都说：“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或作七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从此他再接再厉，博采众长，终于创出了他自己的“颜体”。

《多宝塔碑》、《夫子庙堂碑》、《东方朔画像赞》等名作都是颜体初步形成阶段的代表作。

可颜真卿的志向并不仅仅是做一名书法家。

753年，颜真卿受宰相杨国忠排挤，被调离京师，出任平原太守。

这时候的平原郡归安禄山管，而安禄山要谋反的迹象在当地已是司马昭之心了。

颜真卿上任以后，每天与宾客驾船饮酒，谈文论字，不是开Party就是在去Party的路上。

颜真卿真的是受了打击堕落了吗？

不是！

他是借风花雪月来麻痹安禄山，实际上他在暗中修城墙、制兵器、揽壮丁、屯粮草，把平原郡打造得牢如铁桶。

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唐。一时之间席卷河北，进逼长安。唐玄宗听闻后慌得一匹，叹息到：“河北二十四个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

——他忘了颜真卿了。

只有颜真卿镇守的平原郡，由于准备得当，成了安禄山唯一拔不掉的钉子。

正因为有了平原郡这么一面旗帜，河北各郡的义军纷纷来投，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合兵三十万，致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

在安史之乱中，颜家可不只出了颜真卿这么一位忠臣，颜家还牺牲了颜真卿的堂兄和侄儿——这个一笑留到介绍《祭侄文稿》的时候再说。

平定安史之乱后，颜真卿回到了朝廷。

然而他刚直不阿的性格被奸相卢杞所忌。

卢杞虽然恨死了颜真卿，但也不敢明着加害于他。

783年，淮南节度使李希烈叛乱。

卢杞就跟唐德宗说：“李希烈叛乱是因为他年轻气盛，手下的人都不敢劝他。如果我们派一个温和儒雅的老臣去劝劝李希烈，他肯定马上就悔过了。颜真卿是三朝元老，正直忠勇，海内闻名，派他去劝降李希烈，再合适不过。”

唐德宗准奏。

当圣旨下来的时候，颜真卿不是不知道这是卢杞在背后捣鬼，也不是不明白这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差事。

面对众人的劝说，颜真卿淡淡的说了一句：“君命也，焉避之！”——在这臣不受君命的时代，我要用我的生命，去维护皇帝的权威。

果不其然，颜真卿一到李希烈的军中便被扣留了。

李希烈想尽了办法，也无法使颜真卿屈服。

784年，唐军反攻，杀死了李希烈的弟弟。

李希烈为了报复，派宦官前往蔡州对颜真卿宣诏。

颜真卿开始还不明所以，还按奉诏的礼节拜了两拜。可等他问清宦官是从大梁而来之后，他瞋目大骂：“然则贼耳，何谓敕邪！”于是被缢杀，享年76岁（一作77岁）。

唐德宗得知颜真卿的死讯后，废朝五日，追赠颜真卿为司徒，谥号“文忠”。

——就这样一位国家大忠臣的作品，却在千年后被一班试图背叛“一个中国”的宵小，用作给我们曾经的敌人献媚的工具，这怎么不会让人义愤填膺？

用网络流行语来说，颜真卿的棺材板都快按不住了！

（未完待续）

PS：

“文物借出展览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我为什么又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做得不地道呢？ 

首先，文物的交流应该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我借给你展览，你也得借同样分量的文物来我这展览——这已经是国际文物交流的不成文的行规了。但这次台北故宫博物院却是单方面借出，日方没有承诺任何对等的“回报”。 

其次，这次借出的文物实在不宜外借。《祭侄文稿》和《自叙帖》皆为唐朝的作品，距今已逾千年，能完好保存到现在，全赖一千多年来历代收藏家和博物馆悉心呵护才达成。这类纸本文物，本身就属极脆弱、极易损的国宝，可谓展一次伤一次。台北故宫1984年起陆续精选出70件名作列为限展品，规定每次仅能展出42天，展后须休息三年以上，其中就包括上述两件文物，甚至还以“保护国宝”之名，对外宣称这两件文物不会对外展出。

 第三，台北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陈其南，上任伊始就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未来愿景喊出“台北故宫台湾化”的口号，他说，台北故宫一直不被认为是“台湾的故宫”，而是“北京的故宫”，所以他要让故宫“土著化”、“台湾化”，内在连结回到台湾就是他想要做的重要任务。他还曾计划将台北故宫的改到台湾绿营大本营的嘉义展出。 

第四，上博、北京故宫、浙博等的国宝级文物已多次到台北展出，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却从未来过中国大陆，还说需出具司法免扣押条款才可借出。而这次借给日本倒是非常大方，直到借出前被媒体曝出，这才公布于众。 

第五，日本方面早就有损坏中国文物的前科。1983年日本大阪建城四百周年纪念，借了中国的兵马俑展览（那时候还没有制定文物出国的一些严密的规章制度），结果在展览时有个日本人突然把玻璃橱窗和兵马俑全部砸毁，根本无法再复原。2012年，中国浙江和日本静冈县结为友好省县三十周年纪念日，在静冈搞了一个展览。一件叫做灵隐铜殿的宝贝在展览后发现丢了四尊佛像，由于当时缺乏经验，这件宝贝没有投保，日本人也没有给赔偿。还有一次，日本人内藤富卿借了“西泠八家印存”做展览，给弄丢了，但他只赔了200万日元（约12万人民币），多了没有——可这件宝贝的价值，远远不止如此。

这次如果不是舆论弄得这么大，借出去的文物能否安然回来，我们也只能“呵呵”了。 第六才是我在文章中提到的颜真卿的为人的原因，这样一个大忠臣的作品，却被用于讨好日本，实在令人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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