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广播里响起了紧急通知：“今晚七点在大礼堂召开全场职工大会,会议极其重要,任何人不得缺席,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带小孩入场......”。我遵照通知的规定,对儿子说：“今晚妈不能带你去开会,你一个人在家怕吗?”“只要亮着灯,把门锁上,老虎进不来,我就不怕！”儿子天真又无奈地回答。
我准时走进会场,会场已是人海一片,个个表情严肃，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巨大横幅,前后左右贴满了各种标语。会议开始,主持会议的人宣布这场大革命已正式开始,然后大谈其意义，口号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一直折腾到十一点多钟，接着,头目勒令我和场长王XX马上滚出会场,“回去后写检查,老实交待罪行,即日起不准乱说乱动,如果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城市贫民的女儿,革命干部,倾刻间,莫明其妙地失去了自由,成了革命的对象。这是我人生的厄运?还是这个社会的悲哀？
回家刚开门,“妈,他们打你了吗?”听到儿子的问话,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已,紧紧抱住儿子,眼泪刷刷地流。在会场,面对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和造反派狐假虎威的大声叫嚣,我没有退缩,没有害怕,更没有眼泪。儿子一句简单的问话,竟让我如此感动,是儿子给了我安慰,给了我温暖,给了我力量。但这对儿子太不公平,我从七点离开,到十二点回到家里,足足五个小时,且已是午夜,仅四岁多的儿子却没有睡觉,一直在为我担心,为我受怕,往后还会怎样,我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心已经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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