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新工作单位站稳脚跟,三个孩子渐渐长大,整个过程中,不停地写申诉书,2--3个月寄一次,直接寄到衡州市地委群众来访办公室.他们从不回信,像石沉大海,浪花都没激起一点.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乘每年的探亲假绕道衡州市面訴,然后再去看望丈夫.不过这次探亲一定要将小儿子挨打被迫跳进水池的事问个明白.
我毫不客气直接了当的问丈夫知不知道这件事,他表示不知道.我又问:“到底知不知道？”“......”“周围村民有人看到他被追赶而后又被迫跳进坑下水池,难道就没人向你透露一点吗?”我问。“好像有人跟我说过。”他吞吞吐吐地答。“怎么说的?”我又问。他答:“说你儿子很聪明,巧妙地逃过了你侄儿带领的一帮大孩子的打。”我再问:“事后你问过儿子吗?”“没有，我认为孩子们打打闹闹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若无其事的回答。听了他的话,我再也忍不住,满腔怒火向他发泄：“你还是个父亲吗?旁人看到一帮大孩子手执棍棒追赶着要打一个五岁的小孩,不说干与,至少会抱以同情的态度，就因为是你侄儿带领的,不便指责。但也该告诉你弟弟,要他管好他的儿子，要他知道那次打闹,差点要了小儿子的命，而你竟然不闻不问,无动于衷。相反,让才五岁的儿子为你默默地受惊、受怕、受侮辱、受欺凌，受尽委屈而无处诉说。太让我伤心,太令我失望。还有你那没有半点亲情的父亲，竟忍心用扁担打自己才五岁的亲孙子，亏他下得手。好在儿子在你这里只住了十个月,如果再呆下去,会被折磨成小儿疵呆。”
以后的每次探亲，只要想起或提起这些事，我就会愤然离去。但申诉书我仍坚持不懈的写，不厌其烦的跑邮局。1972年听说中央有文件下达，於是在1972年底我又去了衡州市群众来访办公室，负责接待我的人主动告诉我：“你丈夫的平反文件已发到你原单位。”“为什么仍然渺无音讯”我问。他说：“要允許人家对文件有个理解过程。”“要理解多久呢？一年？两年？或者无止境？”我有点不满的问。他说：“同志,你如果用这种口气同你单位的人说话，他们就拖着不办，你也无可奈何。应该耐心点，口气好点。”“落实政策的事找原单位有用吗？我只找上级单位，上级单位有责任在一定期限内将文件精神贯彻落实。并不是看其家人的态度决定落实政策的时间吧？”我问。他虽不高兴，但无言以对。最后说了一句“我们会尽力催促，回去等消息吧”.
1973年3月的一天，丈夫突然出现在我身边，他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他已复职回原单位，当听到这一喜讯的那一刹那，我激动不已，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尽管这一天让我盼望得太久太久，付出得太多太多，但终究已经来了。乌云已经散去，苦难已经结束。我和丈夫相拥而泣，这是喜极的泪水，幸福的泪水.於是，我们十指相扣，相依相偎，尽快回家,将这一喜讯与父母分享，与儿女分享。回到家里，孩子们高兴坏了，小儿子赶忙拿出自己一篇在地区获奖作文及成绩单给他爸看；老二竟神气活现的将演讲会上的讲稿朗诵起来；女儿用女高音唱起了“英雄儿女”里的“风烟滚滚唱英雄......”儿女们并不放过我和他爸，我们俩也唱起了婚前一次春节晚会上有意安排我俩唱的“敖包相会”结婚典礼上第二次唱，今天第三次对唱”敖包相会”最后全家男女声轮唱“十送红军”由我二胡伴奏。屋外围了不少听众，他们一片赞杨声，其实内心我喜愁参半,喜的是丈夫得以解放,愁的是事情并未了结.丈夫回原单位绝对不是好事,因此我再也高兴不起来,反而又添了一些担心和忧愁。
1975年丈夫被调到衡州市工作,女儿1976年作为知青下放到离衡州市一百多里远的畜牧场,老二读高中,小儿子读初中,两人都跟随我在离他爸千多里的农阳县.这个被拆散的家并没还原,但我会継续努力,一定争取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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