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者失职是如何炼成的

冯永锋

    早在2011年，一个环保志愿者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向环保组织举报。他说，他在顺着黄河从源头往入海口考察时，在宁夏的中卫和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一带，发现腾格里沙漠中有一个巨大的污水池。他希望环保组织能够介入，给当地的牧民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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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环保组织真的介入了，他们呼吁内蒙古阿拉善盟环保局关注这个案例，他们建议对腾格里化工园区进行停产整顿，他们要求对受害的牧民和受害的生态环境进行治理。
    中国著名的支持民间环保组织的第一个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也就是SEE基金会，在2013年，还组织了一些关注阿拉善环境保护的企业家，到了内蒙古阿拉善盟，和当地的环保部门对话。据说对话的效果很好，当地的环保部门表示马上对这个化工园区进行整改，要求所有的企业污水都进行治理后，再排放到园区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治理后，再排放到沙漠或者黄河中。大家可要知道，这些企业的生产用水，都是通过打深井从沙漠底下抽取的。
    这边消耗着当地珍贵的深层地下水，那边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蒸发下渗处理”。一度也引发了国家环保部的注意。国家环保部在2014年初发布的优秀成绩单中，还把内蒙古环保厅对腾格里化工园区的监督整改，作为重大辉煌的成就，进行了全国通报。
    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那些化工企业的污水还在直接排放到沙漠中，当地牧民的权益没得到任何的维护。任何关注此事的环保组织、环保志愿者，都一度受到了牵连。他们只是关注污染，但他们被戴上了“破坏社会秩序”的高帽。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腾格里工业园区管委会，据说一度也承认自己存在监管失职。但如果我们从这个园区最早的历史开始梳理，我们会发现，“监管失职”其实是从园区启动开始，就已经存在了，未来，甚至有可能永久存在下去。即使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这个园区和这个园区的化工企业，仍旧可能得到当地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士的全力庇护。
    所有人都知道，企业或者说工业园区在当今中国是污染源贡献的主体。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谋取土地的时候开始，到因为污染过重而关门大吉之前，一步步，一天天，其实都是得到了当地政府监管部门的鼓励的默许。换句话说，中国所有的污染型企业，都是“污染型政府”创建和纵容的。如果政府在环保方面能够廉洁从事，在环保监管时能够有所作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不至于沦落到今天全国所有人都成为环境难民的程度。
    而监管部门或者说政府部门，庇护与纵容污染企业、工业园区持续环境违法，路径其实也相当简单。这里简单地梳理一下，大家就可很清楚地进行判定。
    监管部门对污染进行，进行全程护航庇护的第一步，就是“未批先建”。几天前，参加环境保护部的一个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门联席会，甘肃省副省长郝远说，甘肃现在正在清理“未批先建”的一些污染企业，发现清理起来非常艰难，有些企业，手续根本都没齐全，环评报告都尚未得到批复，而生产经营就已经红红火火了。当时，环保部副部长翟青说，这样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企业能够“未批先建”，或者说“未环评先上马”，原因都是得到了政府的鼓励的默许。
    第二步，就是对污染企业进行“重点保护”。早在二十年前，环保记者们就发现，中国有很多企业，门口都树立着一些威严显赫的牌子，上面写着“纳税大户，公安局重点保护”之类的字眼。有了这些护法神符的庇护，不要说环保志愿者，就是环保局，想要进去查看一下污染排放的情况，都不可能。如果媒体对这样的企业时行了曝光，那么受到查处的一定不是这家重污染企业，而是报道了事实真相的媒体和编辑、记者。
    第三步，就是对污染企业的监测数据进行全方位造假。环保部门如果管到了相关领导或者部门的授意，他们可能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内，都不对这家企业进行“环保竣工验收”。然后，给企业安装的监测数据，所得到的信息，也都深深地藏在环保部门的数据库房里，不让领导和公众们知道。对外公示的，永远是这家企业排放数据合格的信息。
    第四步，就是对企业污染造成的公众苦难、环境伤害不闻不问。任何企业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污染，周边的生态环境一定是第一感受者，周边的公众一定是第二感受者。近十年来，环境污染事件引发的公众冲突事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的主要事件。但这些事件几乎得不到全社会的感知，但所有的污染受害者、环境难民几乎都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尊严和权益，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受难状态，得不到基本的证实和承认。于是，环境灾难的受害者，就成了环境灾难的承受者甚至是“解决者”，他们用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替企业和政府，担当了所有的污染责任。他们的身体消亡之日，是中国的环境灾难加剧之时，因为，自然界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们会勇敢地把自己承受到的苦难，默默地返还给人类，于是，整个中国的大地、河流和空气，都成了环境污染的直接消受者，而生活在中国土地上，喝着中国水，呼吸着中国空气的人，都成为环境难民。
    第五步第六步第七步第八步其实都有存在。在这里就不一一诉说。在我看来，只有污染型的政府才可能造就了污染型的企业，只有污染型的政府才可能造成了所有的公众都成为了环境难民，只有污染型的政府才会让“环境公民”的举报无疾而终，让“环境难民”的权益得不到基本的证实与维护。
   要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也非常简单。不外乎三个办法，一是强化对环境监管者的监督和举报，让环境监管者承担起其失职、渎职行为的必然后果。二是强化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全方位公开，任何企业只要如实地开放他们的环境污染信息，那么加强治理、达标排放的决心才可能下定——兰州市委书记虞海燕，谈兰州的空气污染治理经验时，说过：“民营企业怕罚款，国有企业怕曝光”；他还说，国有企业的领导，怕“拘留”，只要环境违法行为得到证实，企业的负责人被公安机关拘留上那么几天，好多污染治理设施就会马上建设，马上运营。三是鼓励公众举报和环保组织的监督、起诉，新《环保法》即将实施，任何公民都可在政府之外，对环境违法企业展开举报、起诉、公益诉讼等手段，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权益。想像一下，如果腾格里工业园区的监管者，因为环境监管失职而受到惩处，腾格里工业园区的企业，因为污水治理不诚实达标而得到公众的监督和举报，如果腾格里工业园区周边的公众以及路过这些地块的人们，随时可把自己眼睛看到、鼻子闻到的环境污染信息，曝光到公众媒体上，相信，这个工业园区的环境监管失职行为，就可能受到及时的制止。
    几年来，甚至十多年来，腾格里工业园区把污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的行径，在当地“环境监管者”的保护下，已经畅通表达了很长时间。今天，也许是我们下决心，斩断污染，中止庇护的最佳时段。如果当地的“环境监管失职”行为仍旧得不到应有的处罚，那么，公众和环保组织，就完全可以针对这个园区，开展大量的“环境权益保护谁”行动。到那时，谁才是真正的环境监管者，就会泾渭分明地显现出来。（2014.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