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向公众支付“情绪失控补偿金”

冯永锋

    中国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关注环境保护的公众，最近特别容易犯罪。我收集整理了一下所犯之罪的缘由和后果，大体是有三种。一种叫“寻衅滋事罪”，一种叫“扰乱公共秩序”，一种叫“敲诈勒索”。
    有时候还会碰上另外一种，叫“非法经营罪”。但这类案例目前为止我只碰到一起，就是2012年著名公民记者“@海南刘福堂非法经营案”。中电投要在乐东县投资的一家火电厂，导致当地居民奋起博弈，公众激情高昂，政府镇压也极血腥。这场“邻避运动”事件由于消息受到严密封锁，只有刘老先生用微博作了持续记录，并将其结集印制流传。于是当地党委政府就郁闷了，要求刘老先生删微博不成，就逼迫新浪对其封了账号。然后想出了一个办法，说刘老先生印刷此书所购买使用的书号是香港的，没有报海南当地新闻出版局批准；印刷出来之后又到处赠送，有时候甚至还想向人家要钱，于是，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此案被媒体曝光后，国内舆论哗然，大家普遍认为，是当地党委政府借用司法能量，在蓄意构陷海南环保卫士。好在当地司法力量认真听取了民意，刘老先生在被关押了半年之后，以“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四年执行”的变通方式，重获自由之身。
    “敲诈勒索”案是比较常用的方式。我知道的至少就有将近五起。将近十年前，著名的“太湖卫士”吴立红，就被这个罪名判处了三年半的徒刑。如今吴立红已经出狱，在各种监控的眼睛下艰难度日。估计没有人再想起他当年敲诈了谁，又勒索了多少。即使有人想要翻案，估计已经永无可能。甚至有些人想去做些记录，寻找当年的真正案痕，其实也已经相当困难。此案发生时，国内公众救援和围观也不是特别的积极主动，因此，吴立红只能承受自己一切作为的必然后果。
    2012年的9月份，湖北钟祥两位农民，在“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前，被钟祥公安局抓捕入狱。原因似乎是当地市委书记看到有人居然到北京上访，心情烦躁，于是要求公安局找些理由把这两位农民给关押起来，让其尝尝“自由的代价”。这两位农民生活在一家叫“大生化工”的企业旁边。企业生产之后，导致他们所在的村庄所养的猪都纷纷病死，杨树也成批枯亡，各类农作物大量减产。企业投产之前，本来承诺要把村民搬迁到至少六百米之外的地方，但企业都投产多年了，搬迁也未完成。于是企业愿意为污染环境所造成的后果支付一点代价，向村民作了一些赔偿。赔偿尚未完全到位，“敲诈勒索”已经全面发生。当地公安局把农民拘捕到案后，赶紧授意”大生化工“到公安局报案喊冤，然后以这授意报案的立案书，作为捕捉农民的理由。好在两位农民各自的妻子，都很拼命，到处寻找律师帮助。2013年的春节，他们找到了武汉的公益律师曾祥斌先生，曾祥斌律师为此组建了“环境公益律师团”，帮助农民辩护。据说开庭之日，辩护律师曾祥斌、张丹杰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条理明析而激情四射，当地律师界为之轰动，视为钟祥法律史上的名辨。当日的法院因此也被当成了开明的法院，因为没有开明的法院，不可能有开明的审理。一次开庭二次开庭之后，钟祥市委书记马朝晖终于听从了民意和司法的真正力量，默许两位农民“释放出狱”。2013年7月底，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把案件退回给了检察院，检察院要求公安局“补充侦查”。公安局以“取保候审”为由，让两位农民赶紧回家。据说这个极为繁琐的流程，在司法系统的三家单位间，一天就签发盖章完毕，也算中国法律史上，难得的奇迹。纵使如此，两位农民也在看守所里，呆了十个月。
    2013年12月份，浙江的环保人士董政、成孟，到浙江东阳的一家叫“冀发集团”的公司讨论环境保护问题。该公司的董事长王可法据说拿出十万元，放在麻袋里，由其子王骥或者王骐递交给董政。董政成孟尚未碰钱，或者刚刚碰钱，警察已经破门而入。自然，又是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其捕捉入狱。关押了半年之后，此案于2014年6月6日开庭审理。浙江的一些环保人士去旁听，“环境公益律师团”也赴东阳法院援助。结果，开庭之后，董政在法庭上明确宣布，他在拘留期间，被当地警察至少暴揍了五次。他的所有口供，都是刑讯逼供导致。于是，董政的律师马上要求“非法证据保全”，案件延期审理。法庭准许了这个要求。而按照当地环保人士调研到的成果，王可法家族之所以如此设局，也是当地政府的刻意授意。而当地政府之所以如此刻意授意安排，据说又是因为董政、成孟曾经让当地的一些企业在环保面前丧失了应有的光辉。
    就在董政、成孟案开庭的那天，6月6日，著名环保学者“@环保董良杰”在当天深夜从北京第一看守所释放出狱。北京检察院释放他的理由是“犯罪情节轻微”，因此，关押将近10个月后，“惩戒目的已经达到”，释放出狱。2013年9月11日，当北京的网警，到江苏的苏州工业园区，把正在研究“微鼻净水除砷技术”的董良杰抓获并押送到北京时，他们给出的抓捕理由是董良杰“涉嫌寻衅滋事”。为了让这个罪名能够成立，此前十多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个司法解释，在网络上用微博发出一些信息，被转发到五百条以上，或者被点击超过5000次，就可构成“寻衅滋事罪”，而且犯罪情节严重。在这个司法解释的鼓励下，2013年8月份起，一些网络上比较积极的人，成了“网络大谣”，成了“寻衅滋事”的罪犯或者嫌犯。董良杰的被抓捕是个标志或者说是个“收尾”，此后没有更多的人被抓捕，虽然有一些人听到了要抓捕他们的风声，吓得远渡重洋或者落荒而逃或者装出各种疑难病症，但董良杰之后，确实这一阵抓捕网络大威的风气基本落消。
    2014年5月底，天津七里海湿地的八位农民，又因为围堵政府大门，“扰乱公共秩序”，被当地政法委要求公安局批捕。此案的原因其实也简单，就是当地政府把湿地承包给了一些企业开发，当地农民不乐意，于是找政府讨说法。政府于是就生气了，说，好吧，明天来谈。第二天农民一去，统统被抓捕了起来。
    江西吉安井冈山开发区，2014年后喜事频传，经过他们党委政府班子的努力，台湾台联公司与长宜公司联合创办的“威力能源公司”，落户井冈山开发区。当地估计太急于帮助这个企业发展了，因此，在环境影响评价程序都未开启的情况下，企业已经建成投产。井冈山开发区管委会的人，还成天帮助这家企业打包票，说这家企业绝对没有任何污染。自小生长在吉安，毕业于井冈山大学，2009年后到上海一家私立教育机构工作的人，叫刘世洋。他看到企业和政府如此疯狂地置环保相关法律不顾，于是就在微博上质疑起来。2014年5月22日晚上11点45分，他所住的旅馆突然传来敲门声，说是“前台查房”。开门后发现三个彪形大汉，进门后不出证件也不说话，就开始到处搜查。最后，又以“妨碍执行职务”的理由，将刘世洋捕捉入狱，行政拘留了十天。要不是全国环保志愿者齐声呼吁，估计又可能在治安拘留之后，又找到“寻衅滋事”等理由，变更为“刑事拘留”，然后再送上法庭审判。即使最后获得无罪之身或者缓期执行，也在里面关上了一年半载，以保证“惩戒的目的已经达到”。
    洞庭湖上，岳阳楼边，天真的民间环保人士李劲松就是这样以为的。2014年3月21日，他吃过晚饭，与一位刚刚加入“洞庭守护者”的志愿者一起散步，突然来了七八位警察，把他包围了。要他到岳阳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去说说情况。李劲松去了，第二天给家里打电话来，说最多过三天就可出来，让家里放心。可一百天都快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出来。家人和律师至少申请了五次取保候审，都没有被批准。现在，案情逐步明朗。2013年10月份，李劲松在洞庭湖上巡护时，发现有渔民在非法电捕鱼。于是打电话向当地渔政举报。当地渔政估计是半夜了，不知为何没有出动，因此，渔民何黄林就没有受到渔政的处罚。几天之后，何黄林托人请李劲松吃饭，说他们湖北的渔民在湖南的水面上打鱼，有诸多不便，大家看到“洞庭守护者”志愿者保护洞庭湖，保护江豚，因此，几个人一起凑了10000元，愿意支持李劲松所在的环保团队。李劲松想到这些钱都是用来修车、买轮胎等民间环保事业，也就收了下来。2014年3月份，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会长“@江豚徐亚平”得知此事，带上几个兄弟，赶到何黄林的家中，要求他到公安局举报李劲松。一次去了不成，第二次又去。去时干脆带上了岳阳县的警察。于是，李劲松就由此犯上了“敲诈勒索罪”，等候法院的公正判决。
    以上写下那么多的案例，其实是想说明我的一个观察。在中国发生的绝大部分环保案件，都是公众被迫抗议在后，政府或者企业违法在先。且不说这些环保人士或者说维权公众，是不是被蓄意栽赃构陷，即使这些公众因为在政府和企业违法的情况下，找不到其他的出路，而被迫采取了一些越界出格的措施，政府和企业也应当适度宽容。如果政府和企业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对公众的一举一动视为水火，稍有“不理智举动”，马上布下天罗地网，兴兵动警，捕捉拘留审判处罚。这样表面上的法律正义，其实暗含着极大的法律不公。这表面上的合理合法，其实暗含着极严重的违法违纪。
    在更多的时候，政府和企业甚至更应当主动认错。因为中国的环境灾难，主要都是由于政府和企业违法乱纪导致。如果政府和企业一直都在遵守环境的相关法律，中国的环境不至于恶化至此，中国的公众也不必如此用力地去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或者折损生命的尊严。
    如果我们的政府是一个愿意主动认错的政府，我们的企业是一个愿意主动认错的企业，那么，至少要同时承认两重错误。一是由于过去的决策不当和运营不当，导致某个区域出现了严重的环境灾难；并愿意为此承担相应的惩罚。二是要承认由于这些错误的决策和运营，导致引发了一些社会风险，让公众在权益维护无着落的情况下，出现了情绪失控的状态。政府不仅仅不应当由此而祭出法律的大棒来恐吓或者说责罚人民，恰恰要承担由于自身的过失而导致的“公众过失”。公众由于政府和企业错误而出现的一点点情绪波动，不仅仅不应当承受法律的惩处，恰恰要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情绪失控补偿金”。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
    这时候，我们才发现，中国当前出现的那么多环保冤案，内中隐含着多么巨大的不公平，隐含着多么巨大的社会风险。如果政府一再地不愿意承认错误，或者说拿一个巨大的错误去试图掩盖前一个错误，那么，社会将在政府和企业的持续诱发下，出现强大的地震或者山体滑坡。在这时候，如果“九级社会海啸”由此发生，我们一点都不要惊奇。   

（201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