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持续的对话，是唯一出路

    冯永锋

    杭州市政府这一次真的急了，他们连夜推出了“垃圾焚烧三十六问”。是不是比照古代的“三十六计”，不得而知。但细读下来，这样的“问答体”对话方式，做对了一半，另外一半仍旧有待完善和弥补，尤其在诚意方面，急迫需要提升。要想获得公众的理解，不仅仅要在内容上要继续添油加盐，更要在态度和心理上改变“教训公众”的心理。因为自古以来，把公众当傻瓜，把公众当受教育对象，把公众当成“只许听话不许问话”的“散乱的沙石”，都是政府官员最容易犯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犯下去，那么，再多的问答也无法消除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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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问”的最后一条，提到了“邻避主义”。这个词汇我研究过那么三五年，我们用得更多的是“邻避运动”。邻避运动的产生，有诸多原因。这里只仔细分析两段，以作为本文的引语。
    你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垃圾场、厕所、变电站、PX项目，等等等待，建设者很难或者不敢证明自己完全没有问题；恰恰相反，有太多的案例证明这些“建设项目”，要么造成过严重的环境伤害事故，要么有可能有潜在的环境风险。厕所如果环卫部门将它管理得“像花园那般诱人”，估计没有人反对；垃圾焚烧厂如果在中国哪怕有一座成功地证明自己没有造成任何的环境风险，公众也可以“理解上那么一回”。但可惜，不是公众不理解，而是真实的教训太惨痛。可惜，不是公众不支持，而是公众一旦支持，风险和灾难就必将转移到自己身上。
    你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垃圾场、厕所、变电站、PX项目，等等等等，我都有可能支持。但你总得在建设前和我商量一下。我住的土地虽然不是我的，我只是在中国“暂住那么几十年”，但我关心一下我家的窗户会不会飘进臭气，我了解一下你高高在上的烟囱究竟会不会迫害我的呼吸，这样的权利总是有的吧？可惜，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人尊重我的权力，从来没有人照顾我被剥夺知情权的感受，从来没有人觉得欺骗我、对我隐瞒真相，有什么不好。现在好了，我从小道消息那不小心知道了，然后上门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怪事就发生了，过去是说我不肯“舍小家为大家”；现在，你就说我犯了邻避主义，“想把责任风险推给别人，自己享用建设项目的成果”。我想，这样的话，充分透露出某些人的无知，充分表达出了某些人的无耻。
    话说将近二十年间，我国发生了不少起“邻避运动”的事件。这事件大体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事先预防型”，就是像杭州的垃圾焚烧厂，尚未建设或者即将建设，公众跳出来，要和建设者协商协商，对话对话。二是“事后追责型”，像武汉锅顶山的垃圾焚烧厂，2009年就已经建成开烧，但至今没有拿到环保验收的批复，当年的环评报告也充满了虚假和欺骗；更可怕的是，这垃圾焚烧厂严重污染了周边公众五六年，给公众制造了大量的健康灾难，于是公众奋起击之，想要赶走这个垃圾焚烧厂。三是公益保护型，一些公众，会为了与自己无关的湿地、森林、土地、河流的“天然生态系统健康”，为了环境正义、土地正义、河流正义，而奋起，要替他们代言，要保护他们不受开发者的随意侵犯，比如大连正在违规填海造地，而北京等地的环保组织正在组织力量，要向大连市政府讨说法，争取能够替斑海豹、白尾海雕等物种，讨要到一片相对安全的栖息地。
    2006年以来，因为垃圾焚烧厂，因为PX项目，因为“核设施”，因为冶炼项目，因为造纸厂的排海工程，因为火电站，因为水电站，因为变电站和高压线，中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剧烈的公众博弈事件。这样的“邻避运动”，给了不少建设项目的主导者，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些政府部门有些动摇了，他们想要更真诚的对话，他们知道这个项目不对话，下个项目必然更加艰难；项目在这一步不对话，下一步会出现不可预料的风险。有些政府部门则更加坚定了，他们相信只有镇压才是保证发展的最好办法，他们相信“未环评先施工”，把项目建成即成事实，生米熬成稀饭，钢铁造成汽车，煤炭化工成塑料袋，这样公众就无话可说，无法可想，无计可施，接受的要接受，不接受的也得接受。
    “强行施工”是诸多政府和企业逃避对话、进入“撒谎频道”的比较通用的方式。有一些最常用的狡辩办法，是“三通一平”不算项目施工，是平整土地不算项目启动，是移除本地居民不算项目启动，是屯聚好“项目建设指挥部”不算施工，是把大量的建筑工人布防到位不算施工，是把项目的主体框架都浇筑完毕了，仍旧不算施工。这一切，都算“施工前的准备”。可公众就纳闷了，这个项目上马不上马，都还没得到决策的，此前你不是说“不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坚持不开工”吗？怎么这些活儿，就都在月白风清的时候，全都恬不知耻地“竣事”了呢？你不是说相关手续不完成，坚决不开工吗，怎么手续的程序列车尚未开动，你的仪器仪表都已经快安装完了呢？这样的态度，究竟是想继续欺骗公众，还是“对话的诚意表达”呢？
    继续迷信“教训公众”则是诸多政府和企业逃避对话，钻入“撒谎频道”的第二种通用方式。应当说，纵观这二十来年的“对话”，没有一起是真正诚实的。因为在对话的机制设计上，仍旧是“我来说，你来听”。因为“我聪明，你愚蠢”，因为“我在支持发展，而你享用着发展的成果却阻碍着发展的通道”。因为如果你不来好好听，我即将上演的就是“大刑侍候”。连蒙带骗，连言语恐吓带现实欺压，于是，公众表面上是在“对话”，其实是在接收欺凌。而对话的发起者表面上是要安排对话，其实是在满怀厌倦地“走形式”。于是，几乎每一次邻避运动出现，都可以发现大量单向叙述的报纸科普、电视攻心、传单游说等“对话内容”。举个2013年的例子，2013年6月份，昆明市政府决定向公众开放“炼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是这份报告放在安宁的一家偏僻的公园里的一座不知名的小楼上。门口坐满了警察，室内坐满了“暗保”。公众一登记身份证，马上就被输入电脑，去追查身份是不是可疑，来源是不是可靠。于是，表面上开放的门，其实比以前闭得更紧。于是，表面上是在“对话”，其实是在堵塞。可以肯定地说，长久养成的“上台的人讲话，下台的人听话”的格局，已经让很多政府官员，丧失了与公众对话的基本能力。如果这些官员不再趁着公众发起的邻避事件，练习与公众对话的基本才艺，很可能将一再丧失奋起直追的机会。   
    “隔空喊话”是诸多政府和企业逃避对话，害怕对话的第三种通用方式。有时候，有些政府官员是勇敢的，他们会钻入群众的集聚之处想和公众商量，他们会站在某辆车顶上拿高音喇叭向公众发表很可能就会失约的承诺。于是，难免遭受一两次公众的羞辱和困扰。于是，这些尝试动作就把政府官员们吓坏了，他们再也不敢与公众真实在坐在同一对话室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话。广州萝岗也试图建设“世界第一大”的垃圾焚烧厂，政府官员也尝试组织一次“公众对话”，结果，在他们邀请来自以为是的“多名顶级专家”的时候，公众也试图邀请几位他们相信的“顶级专家”到场，结果，官员们吓坏了，取消了对话的机会，一次对话的可能就此消失。
    以上三种时常让公众“彻底失望”的“不对话，只撒谎”的常规方式，确实消耗着这个时代的执政公信力。要想改变这个局势，其实简单，就是“真诚而持续的对话”。这对话至少有三个前提。一是政府不能再带头违法，事实一再证明，恰恰是政府明里暗里的持续违法，让对话的良机一再错过，甚至永不再来。二是一旦发生一些是由政府率先违法导致的公众冲突事件，对公众应当持以宽容的态度，不要自己违法“既往不究，大事化了”，公众情绪稍微激动，就视为“国家公敌，全国通缉”。三是对话必须有多方邀请的“顶级专家”，必须允许“无知公众”、社会组织等大量参与，真正的好项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更经得起社会的辩论，如果一个毫无问题的发展好项目，都经不起公众的质疑，如何可能取得真正的社会共识？
    当前公众的所有邻避运动，都是为了保证更好的发展。公众已经不再需要带血的发展，也不再需要欺骗式的发展，更不再需要暴力专制下的发展，公众需要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需要的是人对人之间的充分尊重，需要的是每个人能够自由表达的社会多样性。因此，在这样的时候，无论是政府和企业，要学会真诚对话，估计必须做到以下数点。
    一是保持对话的持续性。对话不可能一次成功，像垃圾焚烧厂这样的公众敏感项目，不对话上几十轮上百场，估计很难服众，也很难让建设方树立自己的信心。对话的过程，是获取理解和信任的过程，更是从公众中汲取“发展智慧”、“运营规则”的过程。建设项目的主导者应当珍惜这难得的“与公众过招就是与真正的高手过招的机遇”。
    二是对话必须多元，必须尝试由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来主导。政府可以邀请顶级专家来对话，公众也可以邀请政府官员过来对话。你今天当主场，明天就应当作客人。不可能说任何对话都应当是政府或者建设的企业来当主人。所有公众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对某个问题有疑虑，完全可以自己作主，去邀请他们认为可能有用的专家来进行对话。轮番作主，自由辩论，真正的好项目自然就会浮出水面。
    三是所有的对话过程必须鼓励“现场直播”和全媒体传播。传播是疏通社会能量的最好方式。任何一个好项目，害怕传播，逃避传播，只能让人相信这个项目有鬼。如果一个好项目，只许建设项目主导方传播，不许质疑方、反对方传播，那么更只能证明，这个“好项目”害怕遭遇公众的检查。其实，如果一个项目是的确大好，一个建设项目的主导者是真诚的自信的，恰恰应当多传播“反对的声音”，多传播“不可行性报告”。如果不让各种声音得到充分的表达，建设项目的各种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不得到预先足够的估算和挖掘，这个项目即使强行上马了，开工运营的那一天，就是祸患引爆之日。
    四是要深谙“事先预防胜于事后治疗”的基本道理。我们与其把困难拖沓到上马之后去放大和连续，我们与其假装看不到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我们与其继续期盼把风险推卸给公众去承受，不如事先对风险进行充分的预防和评估，然后设计好防范风险的诸多措施，及早启动相应的预防体系。如果连这样的“与其治病，不如防病”的道理都不懂，那么，再聪明伟大正确的发展主导者，都不可能珍惜公众冒着炮火传递过来的“博弈诚意”。因为，公众是最好的“社会风险预防器”。千百年来，公众由于持续遭受政府和企业转移来的困难，对任何项目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风险，早已经极其的敏感和精确。而公众已经诊断出来必然要发生的灾难风险，来对政府和企业进行宣讲和预告的时候，企业和政府却仍旧不知珍惜，当成仇敌和挑衅，那公众只能说，“不作死，不会死”了。   
    五是支持“博弈公众”成立各类型的“社会组织”，以便让对话有更好的可持续性，让对话充满社会生机。当然，即使公众一直是持续无序和混乱的，对话也必须持续举行。这世界没有什么知识不容易掌握，这世界没有几个人会无理取闹。只要公众得到基本的尊重，大家都会珍惜这样的机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与顶级专家”对话的才能。在这时候，如果公众自发地形成了各个类型的“智囊团”、“民间智库”，恰恰应当得到极大的尊重和信任。

    在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每一个公众都会极其稀罕这难得的和平发展之机，没有几个人会在这个时候，去做一些违法乱纪之事。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违法乱纪之举，都是被过度欺骗和过度欺压导致，真正的启动源恰恰不是公众，而是污染型企业和污染型政府。

    垃圾焚烧技术，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确实走过了那么一两百年，技术说起来也“相当成熟”。但人家成熟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成熟的是与公众对话，更成熟的是与公众平等沟通，更成熟的是透明和坦诚。光靠技术解决不了公众的信任危机，光靠技术无法建立起1000多座垃圾焚烧厂。
    何况，欧美成熟的技术，引入中国后，由于政府和企业自身缺乏诚信，缺乏诚实对话的能力，也变得“完全不可信赖”。中国的垃圾焚烧，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开始，就引入了“国际先进技术”，但事到如今，仍旧“极不成熟”。没有一家像样的拿得出手的企业，敢说自己真正解决了社区的关系友好问题，解决了环境风险的诚实公开问题，解决了与公众公开持续对话的问题。因此，新建的、规划的垃圾焚烧厂，恰恰要在这方面去勇敢地探索，否则，这个国家将被垃圾焚烧厂搅得永无宁日。

                             （2014.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