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评论版本：

http://opinion.hexun.com/2013-11-06/159402179.html

“区域联防联控”期待再创新
冯永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总体呈增加趋势。其中，雾日数呈明显减少，霾日数明显增加，且持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因此，为了控制雾霾，应当增强“区域联防联控”。
    可惜，“区域联防联控”这个词并不新颖，早在2005年，为了保障2008年奥运会那几天的空气质量能够涉险过关，环保系统的“智囊团”们，就提出了“区域联防联控”的概念，并且在京津冀区域得到了强制实施。2010年，为了保障上海世博会那段时间的空气质量能够“良上加优”，也在“长三角”搞过区域联防联控。2011年，广州要办亚运会，环保系统的智囊团们，能想出来的招数，仍旧是在珠三角推进“区域联防联控”。
    2013年9月份以来，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在各地大力推进，而用得最多的套路，当然仍旧是“区域联防联控”。但值得期待的是，这一次的区域联防联控，比前几轮小打小闹的区域联防联控，可能更有可能推进经济转型。如果说前几次的区域联防联控，多少还带着“政治压迫”的血腥执行力的话，那么，这次考验区域联防联控的，则是各地以空气污染治理推进经济优化和社会转型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需要区域空气联防联控，我们还需要区域空气联防联控的持续探索和再创新。
    过去，说区域联防联控，依靠的是一种“瞬间节点”的政治威逼。北京因为要在2008年8月8日起举办奥运会，大量的外国人要从海陆空各个地方纷至沓来，为了保障当年申办时的承诺，必须让空气在那几天得到好转。要好转，办法也简单，一是大量逼迫有可能影响北京空气质量的内蒙古、山西、河北、山东、天津等地大量临时关停企业。二是北京能够减少使用的燃煤电厂尽早做好空气污染治理。三是创造人工降雨的机会，以让雨水带走满天的阴霾。
    上海，广州能想到的办法也都不过如此。这样做的后果是，“佳节盛会”一旦过去，空气污染迅速反弹。原来被关停许久的企业窝着一肚子火，欠着一屁股债，压着一大堆订单，当然要抢时间赶任务在最短的时间内回收利润。当地政府由于此前是以“非法手段”强制让人家停止生产，而加上又是政治任务，企业必须以“我为祖国做公益”的心态来接招，因此，在内心里就埋下了许多的愧疚。一旦时限过去，禁令解除，自然也不太敢对此前做出伟大贡献的企业再说三道四，管七治八。于是，“区域联防联控”促成了一种“缓期执行的污染排放”，本质上于空气污染治理，没带来实质性的推进。有时候，甚至成了企业拿捏政府的把柄。
    如果说我们过去治理空气，是为了在欺骗公众的同时，在国际上保住一点点可怜的面子，那么，今天的治理空气，确实已经到了必须“走群众路线”的时候。我们保护环境不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治理空气污染不再仅仅是为了人类，而且是为了保持天然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当一个国家连呼吸都充满危险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在成为环境难民。而当一个国家人人都不可阻挡地成为环境难民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幸福指数一定迅速下滑，社会一定充满戾气和冲突。换句话说，污染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生命的摧残，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结构和状态。
    既然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过去区域联控联控的风险或者说可悲，那么，这一次再推出的区域联防联控，就得充分尊重各地的意愿，在保障各地经济顺利转型的情况下，以环境治理逼迫或者说引导当地的经济逐步优化转轨，当地社会生态向多元转型。
    空气的污染，本质上不是烟囱排放出来的，而是经济布局不正当导致；环境的恶化，本质上不是企业排放造成的，而是当地的社会发展规划失当造成的。已经布局好的企业，想要搬迁、腾挪、转化，都非常艰难。已经患了“失心疯”的区域发展规则，想要压缩、优化、走可持续发展思路，也非常的不易。
    为了治理空气污染，也为了响应“京津冀区域联防联控”，死磕华北区域的空气污染，河北下决心要在未来几年内压缩6000万吨的钢铁，山东也下决心要压缩2000万吨的钢铁；而北京，则干脆想把所有的煤拒之门外，全靠天然气、液化气、煤制气等来过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进化、“气化”为一座无煤城市。压缩钢铁，减少新建燃煤电厂，相信会对空气污染治理立下新的大功。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欲望”朝哪里转型？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成本、技术、创意等匹配要素，又从哪里产生、集聚和获取？在为了空气污染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其他的经济转型匹配措施如果不到位，那么，对区域社会生态的冲突力度必然极大。这需要各地政府部门做好“社会影响评价”，模拟各种可能出现的状况，设计好一些可能的应对措施。在这时候，这个区域的“社会创新能力”，就很可能成为重要的衡量指标。
    同样，“区域联防联控”还考验着当地的社会转型思路。一个地方，如果群众参与经济发展、社区治理、环境改善的能力越强，那么，环境保护促进社会转型的可能性就越大。公众、社会组织在里面的担当越多，当地的社区活跃度越强，政府所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少，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的经济转型而带来的诸多社会矛盾，就可能更早地消解于无形。原来的社会动荡力量，甚至有可能转化为环境保护和社会平衡的新能量。在“区域联防联控”即将如火如荼地真正展开的时候，也许，如何让公众更有效地参与进来，争取让公众成为“区域联防联控”的主体，这问题更值得我们同时探索。（201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