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给昆明测空气

冯永锋

2009年，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还不知道独立民间检测为何物的时候，我们决定借用一台电磁辐射检测仪，对北京那些担忧高压线的人，作一些“破解疑惑”的独立检测。我们没有资质，没有专业人员，设备也一直靠长期借用。但就是这个每周都在坚持举行的项目，让我们体会到了独立民间检测，尤其是草根组织举办的独立民间检测，对于社会有多么重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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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是一个让人上瘾的事。孩子们会从农村以各种方式逃离到城市，会从小城市逃到大城市，从大城市逃到超级大城市，最诱人的一点，就是城市越大，往往独立性越强，隐蔽性越强，城市的陌生感越强，私密性越强，内心的自由度越高。于是，中国这个千古以来从未让普通公众获得基本自由权的社会，在当前的城市化时代，以极其荒谬的方式实现着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和独立权。

同样，独立民间检测也是让人上瘾的事。在中国，不要说太远的故事，就说1949年以来，普通公众几乎所有的权利都被国家化、政府化、他人化。自己的权利不属于自己，自己的知识不属于自己，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不属于自己，自己的内心生活不属于自己。当然，自己身边的环境真相，也不属于自己。

要想获得一点点真相，倒也简单，只要每个人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意识到一个独立的个体只有自己掌握了环境真相，才可能成为环境保护的真正“小伙伴”。但公众过去把权利都委托给了国家、政府和政府官员，想要清晰地意识到独立和自由是多么的珍贵，意识到独立的知识权和环境权是多么的珍贵，需要有一些独立民间环保组织、科普组织的激发。

“自然大学”很是万幸。在2009年之后，一直努力探索着独立民间检测的可能性。这个探索得到了关注自身环境安全的诸多“小区居民”的支持，他们看到我们的网上有独立民间检测的消息，想到有些知识是自己想要获取的，于是就和我们联系，然后敞开大门让我们进去检测。在明知我们没资质、不专业、有风险的情况下，仍旧对我们保持着极其周正的支持。这让我们的每一个检测志愿者都很为感动和兴奋。

民间环保组织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服务社会的“环保需求”。当公众有需求时，环保组织不敢挺身而出，无法接应需求，无能给出解决方案，无法兑现诺言，那么这个环保组织必然会被公众淘汰，即使活着，也已经是在死去。“自然大学”从创意那一天起，就以服务公众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因此，当我们从实践着体味到独立民间检测于当前的中国，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时，我们不停地拓展检测手段的原因。

独立就意味着打破权利垄断，无论是权力垄断、财富垄断、知识垄断还是信息垄断。独立就意味着对垄断者有了极好的场外监督，独立就意味着对垄断者有着持续的启示和诱导。面对独立，垄断者、独裁者首先感觉到恐慌，接着感觉到愤怒，最后感觉到松快——因为垄断，是对垄断者最大的包袱。当垄断者欣然发现，把所有专制资源全部放开的过程，也是解释自己所负重压的过程时，他们内心原本压抑的情感和黑暗的认知，就开始见到了光明。

电磁环境检测只是公众担心环境安全的极微小部分。生活在高压线边的公众毕竟是少数，但生活在恶臭的空气下，生活在污浊的河流边，生活在有毒的食物里的人们，占了这个社会的绝大部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是世界上环境难民最多的国家，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环境难民，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逃脱环境恶化带来的身心摧残。因此，我们就开始了测甲醛、测噪音、测污水、测重金属、测PM2.5、测二手烟、测土壤。

2011年，受惠于一个检测室内二手烟带来的PM2.5恶化的检测项目，我们将便携式的PM2.5检测仪，漂流给志愿者，让他们检测室外的空气，撰写“我和空气的故事”。南方周末很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2011年10月份，他们的一篇报道《我为祖国测空气》，让举国知道了民间独立测空气质量的必要性，知道了空气信息透明的必要性。于是，我们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给全国至少6家民间环保组织，募集到了一台价值2.5万元的便携式PM2.5检测仪，中国空气的民间独立检测网络由此逐步建立。

恰在此时，环境保护部正在向全国征求《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意见，于是公众其情汹汹，强烈要求诚实地检测和公布身边的环境空气质量，因为只有知道环境真相，才可能去整治环境灾难。2013年1月1日，中国的74个城市，开始改变他们的信息封锁和信息独裁，每天向公众实时公布其仪器检测到的空气信息。2013年底，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也要诚实地检测和公示起来。而此后，中国所有的县级以上的城市，据说都要诚实地检测和公示其空气质量信息。

但是，河流里的水呢？种庄稼的土壤呢？大米里的重金属呢？垃圾焚烧厂、钢铁铸造厂边的二恶英呢？都还需要继续检测下去。于是，2012年8月份，我们发起了“我为祖国测重金属”活动，募集了一台价值33万元的便携式重金属检测仪。2013年2月份，我们又发起了“我为祖国测污水”活动，募集到了一台价值5万元左右的污水检测仪，并委托给了天津的民间环保组织“天津绿领”运营；当然，我们期待能够募集到至少10台污水检测仪，今年将会继续努力。

有一个问题马上出现了，在政府开放检测信息前，大家会问我们的便携式PM2.5检测科学不科学，规范不规范，标准不标准，有效不有效。政府全面开放空气检测信息之后，大家问的问题是：你们这台民间检测仪，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我的回答当然仍旧有意义，而且意义比以前大。有很多事情的存在，是为了竞争。但民间独立检测仪的存在，不是想和政府抢夺环境检测市场。有很多事情的存在，是为了监督或者说反垄断，但民间独立检测仪的存在，目标就是推动独立的公众求知意识，推动独立的民间检测意识。在我看来，独立民间检测，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在我看来，独立民间检测，在中国需要千方百计地推广蔓延。

“独立民间检测”未必意味着你要购买一台独立的民间检测仪，而意味着，你要有一根独立民间检测的心弦——任何人在遭遇任何事情时，想要了解真相，会采用独立检测的方式，去努力自主获取。方法可以很多，可以出钱委托商业检测公司，可以想办法与政府控制下的“事业检测单位”合作获取，可以像“一毛不拔大师”、“张跃”、“潘石屹”、“武陵老樵”那样，自己购买独立民间检测仪，在全国各地晃荡，把检测的结果随时通过微博等自媒体实时公示。当然，你更可以自己去政府的监测信息网上，去获取；或者向政府环保部门写申请书，要求他们公示那些欲说还羞的“国家机密”、“商业机密”、“军事机密”。

有些人又扯我回到昆明，说昆明的空气也算好的，环保部从2013年以来，每个月都公示74个城市的空气质量状况，昆明空气不是最差，但也一直漂浮在空气最差团伙中的迟迟不肯离开。既然我们已经大体知道了昆明的空气比较差，你再来独立民间检测它，有什么意义？难道是为了再说一遍出它的空气差？

除了上面说的，独立民间检测需要“民间自身的持续实践”之外，我仍旧想辩解说，即使是空气质量尚好的地方，也需要对空气进行第三方检测，何况昆明空气并不好。这是因为今天空气质量好的地方，明天的空气质量可能恶化；这也是因为，中国的国土上，运营着一个“与污染共存亡”的社会，昆明的空气再好，昆明也有无数的企业在排放污染。大名鼎鼎的昆明钢铁厂，大名鼎鼎的云天化，大名鼎鼎的中石油云南炼油项目，都正在或者即将对昆明的空气产生严峻的影响。

以安宁为例。2013年7月底，我坐在昆明安宁市“宁湖森林公园”的综合展览馆里，一页一页地翻阅中石油云南1000万吨炼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翻阅其“附页册”里诸多政府部门的证明文件。最后幡然发现，安宁是一个无论从空气还是水，都已经严重越出污染负荷的区域；发现，安宁无论是空气还是水还是土地，都可能无论承载一个庞大项目的落地。

仅仅就论一下空气，2004年以来，安宁的二氧化硫就已经严重超标。云南是中国酸雨严重的地区，安宁是昆明酸雨可能最严重的地区。而酸雨就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导致。二氧化硫排放多，意味着其他的“伴生气体”也同样排放多。意味着，生活在安宁的人，至少在呼吸的空气上，会让自己的生活不得安宁。

因此，即使昆明有了政府安排的几个空气检测仪，昆明也没有对空气污染严重区域进行独立检测的民间行动。假如我们募集到一台便携式PM2.5检测仪，假如在昆明的环保组织，能够每天出动培训后的检测志愿者，对昆明各大空气污染企业进行尽大可能的“贴身检测”，那么昆明的环境真相，将更充分地还原、公示给公众。昆明的环境命运，将更有可能掌握在昆明公众手中。

2013年7月底，我们发起了“我为昆明测空气”活动，目标是先募集到一台便携式PM2.5检测仪。我们选择了三年来一直在使用的那款“激光粉尘检测仪”，它的价值不高也不低，检测结果的稳定性和可信度有相当的保证，检测仪使用起来也比较容易。这台仪器价格25000元左右，我将这25000元分成100份，每份250元；希望能够在10天内，实现这个目标。目前来看，募集活动得到了大量昆明市民的支持，得到了关注昆明的不少“云南外人士”的支持，得到了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支持，可以肯定，这个募集活动已经成功。价值24900元的便携式PM2.5检测仪，会在2013年8月10号前快递到昆明的环保组织手中，委托给其使用。

不少昆明市民给这台仪器捐款了款项，不少昆明市民正在成为检测志愿者。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持续检测武汉空气的著名环保人士“武陵老樵”，到昆明给检测志愿者进行培训，然后，由昆明的检测志愿者，决定每天的检测地点；然后，由昆明的检测志愿者，决定检测结果的公示方式；然后，由昆明的检测志愿者，决定这台仪器的未来命运。（201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