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和商人是社会冲突的启动源

冯永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员苏杨，最近在广州的“环境、健康和发展论坛”上，公开表示，像广州番禺人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是那些反建派煽动的结果，并不是公众的主动需求。

分析他的意思，大概是说，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要么公众是启动源，要么是某些不怀好意的专家是煽动者。

真的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对中国社会上发生的大量社会冲突事件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会发现，真正引发社会冲突的人，不是政府官员，就是“商业领袖”；或者，是他们二者的结合体。

2011年1月份，江苏无锡市的锡东垃圾焚烧厂，本来想一夜之间点火成功，运营一段时间后，向建党九十周年献礼。可惜使用的设备太过落后和老化，雇佣的工人薪水太低或者能力太差，不点火还可，半夜一点火，飘出的臭气把周边群众全都熏醒了。他们这一醒，就是彻底的醒悟，他们这一醒，真相就亮堂堂地呈现在眼前。他们这才发现，当年征用土地时号称建设的“太公庙”，居然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焚烧炉；说起来这个炉子也真有点像庙，因为其烟囱每天都要向天空输送无数的人间烟尘。

于是，从那一天起，周边公众为了维护一个公民最简单的知情权，与无锡市政府和这家垃圾焚烧厂的业主无锡国联公司展开了“社会冲突”。无锡市政府和同有垃圾焚烧企业眼看如意算盘要落空，于是就开始大量抓捕“无知群众”；在5月27日这一天还动用了上千名的防暴警察，把一些人打得死去活来，后半生彻底报废。其结果，是双方由对一个项目的“技术矛盾”，上升成了群众与政府的“敌我矛盾”，由政府和企业导演、激发的这起社会冲突，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升级。

同样，2009年，广东番禺人民对一个规划建设中的垃圾焚烧厂有意见，想向政府提一提，结果，政府和企业又一次把公众当成可以欺骗和误导的对象，导致社会冲突随着时间的流水而愈演愈烈，不得休止，双方本来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比此以后，在心里都结下了梁子，不管脸面上如何的憨笑可爱，但内心里深知，这内心的芥蒂和警惕，没有消除之日。

而2006年之后，北京六里屯、高安屯、阿苏卫、南宫、苏家坨等地陆续都爆发了由垃圾处理设施污染严重、垃圾焚烧厂危害风险过大而引发的公众抗议事件。北京通州更是由于空气污染而让一些高档小区的居民夜夜难以入眠。

很多官员和专家学者，把这些抗议出现的原因，要么归罪于“公众无知”，要么归罪于“不怀好意者的煽动”，其实，他们如果肯内省一下，看一看自己运作这些项目中的卑鄙行径，就可完全明了，所有的公众冲突，都是政府和商人预先埋下的隐患，公众完全是被这些隐患所绊倒，不得不作为受侮辱和受伤害者，奋不顾身地起身，讨要自己一点点的生命尊严。

更滑稽，或者说更悲惨的是，由于政府和商人在面对社会冲突时，往往又会连续犯下诸多“处理失当”的致命错误，结果，有意无意地，把一个个微型事件，直接刺激成了全世界都关注的政治事件。像无锡市政府，只知道使用暴力机器来镇压和扑杀，其结果是把冲突引爆向更波澜壮阔的拉锯战海洋，导致仇怨越积越深，头绪越解越乱。

在我这么多年与“无知公众”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公众不仅仅有着强大的智慧，而且都深明大义，勇敢好学，愿意对话，愿意尽量把矛盾化为飞烟。

而在这样的公众面前，政府官员和商业领袖、顶级专家们，往往彻底暴露出狂妄、蛮横、阴险、浅薄、无知、无能、昏庸，这些特点黄袍加身的后果，就是让这些人一步一步走向迷途，他们除了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是相信通过株连、恐吓、敲诈勒索等流氓伎俩可以让公众软化和臣服。

其实预防和改善的办法是非常多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透明和公正。我们早已经到了程序正义超过技术正义和政治正义、商业正义的时代。正是由于对公众长期的欺瞒与哄骗，才导致中国社会冲突频繁爆发。正是因为长期把政治失误和商业失误、学术失误制造的社会苦难、环境苦难，不由分说地转移给蒙在鼓里的公众，才让公众对当今的政府官员与商业领袖、专家学者彻底丧失了信任感。

与其把公众当成敌人、对手、防范对象、镇压的靶子、欺骗的目标，不如把公众当成智慧的来源，当成合作伙伴，当成共同面对人类难题的解题盟友。官员把自己当成公众的服务员，商人把自己当成公众的环境友好解决方案供应商，专家把自己当成公众的知识供应器，可能，很多冲突和矛盾，就会在纠集之前，得到自动的化解；就会在淤积之后，得到良好的消散。

否则，官员、商人和学者，很可能像过去几年那样，在很多事件中，成为政治小丑，成为反面教材，成为砖家叫兽；成为公众的敌人，日日遭受公众无情的嘲弄和讥讽。而由于他们的无知和错误，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恶果，最终都将由他们自己吞食。（201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