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一望无际的山峦，蜿蜒着伸向天的尽头。我马不停蹄着地越过一道山梁又一道山梁。跑了整整一天的我，原来天真地以为自己能跑出大山，找到那座电话中的小山村。现在，望着绵延不绝的山脉，我终于走不动了，擦着头上不停流淌的汗水，大口喘着粗气，然而我丝毫不觉得累。因为夜幕降临，这是我进村调查取证的最好机会。”坐在耶鲁大学的教室里，张兢兢不时回想起自己在中国农村为了老百姓的公益环境官司而独自奔走的镜头。

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女人，希望自己能做一件大事，为中国那些贫苦的污染受害者赢回一大笔巨额赔偿，这样具有标志意义的事情，不仅对她自己，也对整个国家的环境改善将会有巨大作用。可是，她也知道，目前，这样的事情还仅仅是梦想。

像个地下党

2007年6月5日，南方某村，细雨霏霏。为了再次和村里污染严重的铁合金厂打官司，村民杨国平领着大家坐在自家的堂屋里，眼巴巴地等着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援中心的张兢兢的到来。

深夜，张兢兢终于来了。原来，为了调查取证，单枪匹马的她胆子大得超出常人的想象。为躲避地方势力的检查，她不能进村，而是住在离村20多公里路边的一间破草房里。白天，她躺在草房里养精蓄锐；晚上，一个人摸黑走20多公里的山路钻进村子里，一家一家地敲开村民的门，像地下党一下召集大家开会商量。

甚至，为了更大限度地取证，她还在杨国平的“掩护”下，一个人溜进某机关单位办公室“偷”到一份书面材料。

但是，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没有独立而勇敢的法官、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的扶持和撑腰。饶是张兢兢再怎样努力，打这样的官司，输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打完北京百旺小区诉北京市规划委和北京市环保局案后，身为代表的张兢兢，在举行的一次代表听证会中，竟然被拒绝入会。不过，案子虽然败诉了，但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越来越多有类似遭遇的居民都开始寻求法律的解决。中国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关心自己非物质权利的群体，他们的合约意识、权利意识以及组织性都让人能够看到未来。

2008年4月份，张兢兢再次到粤北山区一个村庄，这已经是她第四次来这个村子了。从北京到广州，再乘长途汽车到韶关市翁源县，然后坐村民的摩托车再到村里，辗转下来，需要一整天时间。张兢兢来这里，是为了说服村民们起来状告附近的大宝山矿业公司，这个国有大矿已经开采了快半个世纪，废弃的尾矿像山一样堆积在农民们的稻田和水井周围。

　　矿山周围遍布着广东省最知名的几个癌症村，村庄里早已没有了可以种植的土地，可他们还是下不了决心到法院去打官司。他们已经习惯了年复一年地去矿上闹事，去政府上访，而每次也总能得到一些微薄的赔偿。

“不需要你们花一分钱，我来找人给你们做身体检测、土壤检测，诉讼费用我也不收。”在村委会破旧的小楼里，张兢兢不停地跟村民表达她的意思。虽然村长被她说服，同意提起诉讼，可是村民们还是有不少人在犹豫，他们的想法很简单：“万一官司打输了，我们连上访的机会都没了。”他们希望张兢兢保证官司能够打赢，能得到一大笔赔偿。这样的保证对张兢兢来说无疑太难了。

内蒙古赤峰的铜冶炼厂污染了牧民的梨园和草场、河北沧州的小洋人乳业污染了农民的果园、安徽亳州的化工厂污染了涡河沿岸的农田、北京电力局的高沿线危及了百旺家园小区居民的人身安全、广东韶关大宝山矿山的尾矿带给了周围村庄大量的致癌物……10年来，张兢兢办理的全都是类似的案件。

没有全部拿回来就算输了

福建1721位村民诉福建榕屏联合化工厂是张兢兢代理的中国第一件成功的环境诉讼案。

2000年，在福建屏南，1994年成立的“榕屏化工厂”所排放的氯气对工厂周围农民的林地和水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树木和庄稼枯死。作为代理律师，张兢兢对案件的标的额是1300万元左右。

　　根据有关规定，一般的一审民事案件，从立案之日起，6个月之内必须审结；《民诉法》同时又规定，案件在受理过程中，司法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这让张兢兢在期待中感到结果的渺茫。但她从来没有放弃的想法。尽管电话仍然被监听，她深夜还是扮作村民亲戚借宿在农家实地调查。